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他认为中央提出的“新常态”就是由高速转入中速发展，中国达到11000国际元开始降速是一种成功，以拉美等国为例，从6000多国际元开始增速就开始下降，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中国不会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但也有着自身的陷阱。“新常态”是国家尊重经济规律的态度，增速的变化是经济结构的转变。单纯从GDP的角度来看确实下滑，但转型期的关键是经济结构的变化，目前来看产业结构调整较为成功。

关于经济增速是否探底的问题，刘主任认为现在已接近底部或已经触底。需求侧方面，占总投资85%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都已落地：制造业投资的“三只靴子”基建、房地产和出口中，出口已触底，受政府控制的基础设施建设比例在逐步降低，房地产出现历史性拐点。供给侧也处于调整状态，但调整较慢，出现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最严重的是大宗商品，这个周期内的最低点已过去，供给侧的调整已经到位。

2017是中国经济是否触底的观察、判断和验证期。但触底不一定存在强烈反弹，难以回到之前10%的水平。根据国际经验，日本经济增速最终落在4%-4.5%，韩国5%，台湾6%。因此中国经济5-6%的实际增速已达国际水平。预计在2020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前将稳定在6.5%左右，2020年以后的中速增长期至少将维持10年，这才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今后一到两年是中国经济触底的关键期，房地产泡沫对创新和实体经济的重大冲击，不断上涨的杠杆率或将引发的金融风险，国际上的反全球化浪潮，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都增加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此外，一线城市的房价暴涨及民间投资的快速下滑也可能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意外冲击”。

最后，他提出了六个新增长动能：一是行政性垄断的基础性产业的改革、开放、竞争。如石油、天然气、电力、通信、铁路运输、金融等产业，需引入社会资本竞争，打破垄断。二是土地制度改革带动大都市圈加快发展。三是经济转型过程中通过企业分化而出现的优势企业成长。四是通过对外对内开放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五是互联网等新技术带动的实体经济优化配置、效率提升。六是前沿性创新带来的增长潜能。

原中行工业集团副总经济师、中航发动机公司董事长付舒拉

在随后的圆桌对话环节，国研·斯坦福一期二班班长、原中行工业集团副总经济师、中航发动机公司董事长付舒拉结合自身经验发表了对当前经济发展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17年的各种不确定性是一种机遇。目前国内技术领域的基础性研究不够，就发动机而言，不仅仅是发动机研究不足，是各方面的薄弱环节导致的，如材料、工艺等，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虽然中国在发动机研制能力较弱，中国的发动机行业已经在艰苦的环境下产出了上万台发动机，军方使用的发动机大多为国产，目前已可以自主研制三代发动机。中国在现有资源限制条件下，技术储备不足的前提下达到目前水平，已经有了较大突破，应对未来充满信心。

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尚吉永

国研·斯坦福500强学员、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尚吉永也看好中国经济发展走势。他认为民营企业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红利，民营企业创造了90%的就业和60%的税收。目前民营企业的新老交替是发展的最大瓶颈，企业家应将企业视为商品，要开拓思维，寻找最适合企业发展的模式和人才。才更有可能出现更多的“百年老店”，中国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滴滴出行首席发展官李建华

滴滴出行首席发展官李建华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结合自身来说，虽然过去一年业务增长较快，但还存在商业之外的问题需多加考虑，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考虑与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一致，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2017年社会的不确定性将影响企业的发展。

上海智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袁辉

上海智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袁辉认为中国难以出现世界级企业，是与国家地位与经济制度有关，外国认为中国企业发展是享受人口红利而不是技术创新是由历史发展阶段决定的。中美两国博弈是未来3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基调，中国经济仍将持续走强。创业的核心不只是人才，还有包括创业者的心态，只要抓住心态这个核心问题，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一定是阳光的。

我会秘书长李春伟、博鳌亚洲论坛顾问姚望分别主持了主题报告和圆桌对话环节。

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秘书长李春伟

博鳌亚洲论坛顾问姚望

链接：《国研·斯坦福“中国500强商业领袖培养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