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收入差距过大，从而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足的根本性原因，是腐败和垄断。也就是说，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与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足是制度性的问题。既然是制度性的问题，那就必须改制相关制度才行，靠正常的再分配机制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再分配机制实际上只对常规性的收入差距有调节作用，它在对常规性的收入差距的调节中，可以使国民收入流向过低收入者，从而有利于启动普通人群的消费。

　　例如，在宏观调控中过度使用行政手段，审批制日益加剧，投资者为了获得准入资格而不得不搞权钱交易；又例如，“国进民退”的倾向使得民营企业没有准入资格，他们为了获得准入资格，只好搞权钱交易；再例如，在没有有效保护私人财产的条件下，有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只好“结交官府”，通过权钱交易而寻求保护；还例如，我国现在许多资源基本上都是行政配置，例如土地及矿藏等，行政配置资源必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腐败，等等。据我国有的学者研究，我国寻租资金可能要占到GDP的20-30%，年绝对额高达4万亿到5万亿，是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决定性因素。

　　垄断同腐败一样，也是造成收入差距过大，从而不利于启动普通老百姓消费的重要原因。例如，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等国有企业职工数为833万人，不到全国就业职工的8%，但这些人的工资及工资外收入总额估计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又例如，这些企业高管的职务消费更是一个黑洞，有可能其数量超过他们的工资收入，职务经费是形成收入差距过大的重大因素(特供信息2009年4月24日)。

　　因此，我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从而有效启动普通老百姓消费的主要途径，是深化改革，彻底解决腐败和垄断问题。反腐败和反垄断的根本出路，在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但是，我国目前反腐败和反垄断的难度是很大的。例如，反垄断的难度就很大，因为我国目前的垄断主要表现为国有经济的垄断，尤其是央企的垄断，而国有经济，尤其是央企，又被一些人当作“共和国的长子”，“执政基础”，因而现在有人将国有经济垄断，尤其是央企的垄断，竟然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从而给垄断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这就使得国有经济垄断，尤其是央企的垄断，日益增强。据有关方面的研究，我国国有经济，尤其是央企的垄断，现在还在加剧。例如，到2010年第三季度，央企上市公司占我国上市公司数量的18.27%，但其营业收入和利润，则分别占全部上市公司的61.63%和70.9%，因而中国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央企服务，而且这种趋向目前还在加剧；又例如，央企加速重组地方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合作，不断强化央企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地位，我们看不到国有垄断资本的丝毫收缩。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反垄断任务是极为艰巨的。

　　与反垄断一样，反腐败实际上也极为艰难，因为腐败竟然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笔者有一次与一位官员聊天，谈到了有的政府官员公开要求政府在自己即将退休之时，安排自己的孩子进政府工作，而且政府领导也竟然公开发文安排这位官员的孩子进政府。使笔者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官员竟然说，这很正常嘛，我们这些政府官员为国家忙了一辈子，没有像民营企业家那样自己拥有了很多财富，因而安排一下孩子进政府，这总是可以的吧！可见，在有些人的潜意识里面，似乎权力寻租是很正常的。因此，如果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腐败将成为“常态化”。

第二，我国再分配机制在财政支出上有重大缺陷，无法有效调节收入差距，从而有效启动居民消费。

　　中国政府支配的国民收入已占到中国GDP的30%多，发达国家支配的国民收入大致上占到本国GDP的40%多，这说明中国政府支配的国民收入与西方发达国家所支配的国民收入，各自在本国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基本上差不多，因而中国政府在再分配中所支配的国民收入比例的提高，应该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有利于促进普通老百姓的消费，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原因何在？主要原因是在于中国政府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发达国家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在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就业与养老保障支出的比例，占整个政府财政支出的60%左右，而在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社保的支出，不到全国财政支出的30%，中国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投资和政府开支，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自己给自己建立保障，其消费就必然因为自己给自己建立保障而受到约束，其结果当然是再分配既不能调节收入差距，又不能启动消费的正常增长。

　　偏向于投资而不是注重民生的再分配过程，实际上不仅不利于调节收入差距和启动消费，而且还会加剧收入差距和抑制消费，为什么？因为，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是腐败的高发区，中国近些年的腐败案大多数都与基础设施投资相关。为什么有些政府人士非常喜欢搞基础设施投资，除了有利于突现自己的政绩之外，其中就是因为这种投资能够使自己获得巨大的个人经济利益。有关专业人士曾告诉我，基础设施投资预算拿走20%，其实并不影响工程质量。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当然会使一些政府人士非常喜欢推动基础设施投资。由此可见，这种以注重投资为特征的再分配，不仅不可能调节收入差距和推动普通居民的消费，而且还会加大收入差距和制约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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