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比重较快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转型的进展

服务业比重的较快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转型的进展。在需求侧，随着人们物质需求渐趋饱和，大众消费更多转向医疗健康、优质教育、旅游娱乐等由服务业提供的非物质产品；此外，全球生产网络专业分工的细化，促使更多服务环节从工业部门分离出来，研发设计、金融保险、第三方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大大增加。在供给侧，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新兴服务业的供求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离，使其出现了标准化和可贸易的趋势，显现出传统服务业不具备的规模经济效应；技术进步还触发了制造业服务化的兴起，比如汽车厂商通过物联网为驾驶者提供导航、救援等增值服务。

从国际比较上看，我国当前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匹配。当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51.4%的水平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56.7%）尚有差距，服务业比重上升的空间还很大。我们还考察了德、日、韩这三个二战后高速增长且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在三国的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51%左右时，人均GDP在1万至1.2万国际元（Madison的1990年国际元）的区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年度值在2015年末首次超过50%，人均GDP预计将达1.18万国际元，接近于当年德国的收入水平。

服务业比重过快上升所隐含的问题

虽然服务业发展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积极意义，但近年来服务业比重上升速度过快的趋势值得引起重视。2002～2012年间，我国服务业比重年均提高0.32个百分点，增长速度较为平稳。但从2013年开始，服务业比重每年提高近2个百分点，三年累计提高5.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也由2012年的45%骤降至当前的40.6%。近三年我国产业结构变化速度之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自1984年以来，美国只在六个年份里服务业比重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最大幅度是在1998年提高了1.65个百分点。在全球前五大经济体中，40多年来，只有1975年的日本、1974年的法国、1993年和2009年的德国，服务业比重当年提高的速度与2015年的中国相当。

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较快有统计方面的原因。2015年前三季度，金融业增加值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18.2%，比上年同期提高8.2个百分点。如剔除金融业，非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对增长的贡献率仅比上年同期提高0.7个百分点。然而，金融业增加值在目前的统计体系中是存在缺陷的，其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反映风险状况，容易造成人们对金融业贡献的高估。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19万亿元，新增的3437亿元不良贷款占同期金融业增加值的8.07%；当年三季度，股市市值下降了20.8万亿，并造成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输血”功能的中断。这些风险因素都没有反映到金融业增加值的统计上。

服务业比重上升过快实际反映了制造业下降过快，因而容易导致经济失速。2015年前三季度，第二产业同比增速下降至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7%.当第二产业增速下降过快，生产效率较高的新兴服务业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成为主导产业时，资源将更多地配置于效率较低的传统服务业，导致经济降速。近30年来，在美国服务业比重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的六个年份中，其经济增长速度无一例外都比上年出现了下滑。我们考察了美、日、德、法四大经济体“服务业比重提升”与“经济增速与上一年变化”的关系，两者呈现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特别是当服务业比重提升的速度超过1个百分点时，各国当年的经济增速有较大的概率出现下滑。

服务业比重过快上升不利于服务业的高端化。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主动需求方，决定着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高度和竞争力。第二产业比重过快下降，有可能反过来侵蚀服务业升级的基础，拖累服务业高端化进程。以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2010年我国服务业每万人增加值6.86亿元，高于第二产业6.76亿元的水平；但到2014年，服务业每万人增加值略升到7.95亿元，但已远低于第二产业11.47亿元的水平，服务业生产率相对于第二产业在下降。

服务业比重过快上升有可能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金融、法律、会计等高端服务行业固然能创造高收入的岗位，但这只针对高学历者。对于原来处于第二产业的中年劳动者而言，再培训难度很大，人力资本积累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产业调整过快，在人力资本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许多蓝领工人以及与制造业的低端白领将面临失业的威胁，或者转入收入较低的低端服务业。

图/各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及与中国的比较：

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

正确认识服务业比重的变化

首先，服务业比重并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提高得越快越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Dani Rodrik在2015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一些拉美国家未能充分利用完整的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水平上，第二产业比重就达到了峰值，导致了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除了服务业自身发展的因素，外部市场需求萎缩、欧美国家再工业化、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满足高质量需求的有效供给不足等所导致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下降，也是当前我国服务业比重相对上升的重要原因。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如果第二产业比重在短时间内下降过快，这恰恰反映出服务业对实体经济转型的支撑是不足的。

第二，要更加重视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升级。服务业并不是高端产业的代名词，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很大程度决定于服务业内部的升级。对于餐饮、家政等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其增加值比重提高更多依赖于相对价格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明显，但长期作用将趋弱。对于金融、房地产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虽然近年来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很大，但其统计方法并不考虑不良贷款、资产价格波动等风险因素对未来增长的影响，容易被高估。软件和信息、科研设计等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制造业向高端进阶过程中分工细化的产物，是服务业中生产率提高最快的部门，也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所在，其产值变化才更能够反映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

第三，要认识到制造业对服务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制造业内部的转型升级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和劳动者收入提高，在供求两个方面构成了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世界银行Shahid Yusuf等人2012年的研究指出，即使是纽约、伦敦和东京等以服务业为支撑的世界级城市，也因过早去工业化错过了从新兴工业中获利的机会，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产业单一化和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弊端。在发达国家加紧实施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速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我们应推动体制改革以引导资源在实体经济领域优化配置，发挥比较优势以稳住制造业的发展速度，依托制造业升级促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在推进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服务业的高端化。

作者：卓贤，西南财经大学管理学学士、金融学博士。后在工商银行总行公司金融业务部门工作，从事战略规划研究和公司金融业务管理工作。2010年6月至今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