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称和性质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社会服务类民办机构的难题。理解和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到事物的原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类型？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1980年代中国公共部门改革的产物。当时正值改革初期，中央财力长期紧张，需要以中央政府刚性支出责任为支撑的教科文卫等公共部门，对财政的压力很重。这正是1980年代中期鼓励事业单位创收并参与利润分配的“放权让利”式改革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医院药品加成、学校收取择校费等现象开始出现，后来衍生出很多众所周知的问题。

　　出于减少财政投入、增加供给的目的，除了体制内的改革，国家还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院、学校、托儿所、研究所等社会事业机构，体制外的改革也开始进行探索。因为和事业单位在服务内容、组织形式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一些地方将这类组织统称为“民办事业单位”，重点放在“民办”二字，强调的是社会力量兴办，完全自收自支。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央对民间组织管理进行讨论决策时，有的中央直属机构就采用了“民办事业单位”的概念。但考虑到事业单位需要国家核定编制、拨划经费，而财政对这类组织并不拿钱，它们很难被归入事业单位范畴；再加上当时事业单位改革也是一个热点，将来会不会有还不确定，所以，最终决定采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称。1998年《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颁布后，这一组织类型正式确立为与社团、基金会并列的社会组织形式。

　　作为对新生事物的探索，《暂行条例》确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称，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旧瓶”已经很难装下“新酒”了。最关键的是，区分营利和非营利，在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已经成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标准，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才应获得政策优惠扶持。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个概念对营利和非营利并没有清晰的法律界定，实践中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构成了阻碍。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原文是“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但一些地方错误理解为“中央鼓励发展民营医院”，将其视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甚至通过行政命令要求短时间内大幅度增加营利性的民营医院数量，不仅造成了政策资源错配，也对医疗秩序、医疗质量、医疗监管等带来了冲击。

　　事实上，《暂行条例》“暂行”太久，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经过长期发展，截至2014年底，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已经达到29.2万个，却仍然没有对应的法人制度，也没有适当的名称。对非营利组织发展来说，这是在浪费黄金的发展机遇。从日本经验看，这么长的时间已经足以实现非营利组织孵化。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日本对门槛较高的公益法人制度进行改革，开始建立“特别非营利法人”制度，出现非营利组织发展热潮，2010年底登记注册数达到39374个。2011年修订法律后，对特别非营利法人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并对社会声誉好、能力强的予以更大扶持，将非营利组织发展推入了新的阶段。

　　因此，除了加快法人制度立法，笔者再次提出建议，为了更好地突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区分，应该将现有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明确划分为非营利组织和企业这两类。能否在非营利性机构的名称中加入“非营利”三字？也就是说，使用“XX非营利医院”、“XX非营利学校”等新名称。这条建议引起了一些领导的诧异：这名字多怪异，你能接受“非营利医院”、“非营利博物馆”的名字吗？但是，那位民办文博机构的负责人大声说，我能！原因很简单，非营利对他和他的团队来说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光荣的事不能写在名字上，而非得和那些营利的组织混同在一起？正是因为对自身的性质说不清道不明，他们和一家对传播中国文化有兴趣的欧洲同行合作的计划不了了之，因为对方明确要求中方是非营利性质的。

　　笔者提出这样的建议，原因很简单。国际上通行的非营利概念，在1990年代后期引入国内后，之所以至今还没有作为制度完整地确立，除了政策原因，也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区分营利和非营利的传统。如果没有一个较长的导入期和简单明白、一看就懂的导入方式，让非营利概念深入人心，那么名很难正，言很难顺，事也很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