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你们要的太少了，咱们做点大的。”

黑石集团创始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说完这句话时，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和时任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日常负责人的潘庆中都吃了一惊。

苏世民2007年成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委员。钱颖一和潘庆中按惯例，每年都会去拜访顾问委员们。在某次拜访中，他们提出，请苏世民给经管学院捐助300万美元用于聘请讲席教授。

苏世民摇摇头，给出了以上的回答。

苏世民书院2016研究生班开学典礼

诞生背后的“博弈”

长枪短炮架设在一层大厅里，摄影记者随时等待按下快门，文字记者准备好了录音笔，等待着有人走进来时就冲上前提问。

一名拎着包的学生走了进来。他在前台登记了姓名，领了房卡，走进大厅。短短十余米的距离，他听见快门在耳边响了至少30下。

大厅里有一块白板，要求每一名报到的学生都在上面写一句话。有的学生写：“加油”，有的学生写了自己此刻激动的心情。

这名学生只写了两个单词：hello world（世界你好）。

这是2016年8月21日，首批苏世民学者前来苏世民书院报到的日子。

20天后，书院正式开学。这条新闻成为当天晚上新闻联播的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奥巴马发来了贺信，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出席了开学典礼。

许多人在问，苏世民书院是什么？

视频播放：http://n.cztv.com/dujia/12215136.html

2009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前两年，学校回顾过往，认为清华给中国的政商学界都输送了不少人才，但要说给世界培养了什么人才，确实寥寥无几。时任校长的顾秉林提出，想去海外走走，看看清华能为世界做点什么。

2010年5月9日，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顾秉林和时任常务副校长陈吉宁带队出国，钱颖一、潘庆中也在其中。到纽约后，他们拜访了几名经管学院的顾问委员，想与他们详聊，其中就包括苏世民。

顾秉林将清华的想法告诉了苏世民，苏世民当时就表示十分感兴趣。但对于具体花多少钱、做什么项目、是交换学生还是由清华培养等细节，大家并没有很明确的想法。

在场的另一位清华经管学院的顾问委员、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兼全球总裁鲍达民提议，可不可以做一个培养世界未来领导者的项目。毕竟，英国的罗德奖学金曾培养了这么多政商学界的领袖，那时候，英国是世界的老大哥。现在，中国的实力与日俱增，是否也能培养这样的领导者呢？（这叫有前瞻性）

鲍达民本人就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这一奖学金设立于1902年，每年从世界各地选拔80名学生进入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如今，罗德学者遍布世界各地，政界有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加拿大前总理约翰·特纳、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霍特、美国前司法部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等；商界、学界也有许多罗德学者的身影，光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就有十多位。

2012年，时任校长陈吉宁（现任北京市长）开始大力推进此事。清华大学管理层和苏世民本人就项目本身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据潘庆中回忆，此事推进缓慢。

2012年下半年的某一天，陈吉宁与苏世民通电话，后者表示自己正好在巴黎的办公室，现在可以谈。陈吉宁立刻推掉了手头的所有事情，背着双肩包直飞巴黎（这叫干事~雷厉风行）。潘庆中说，陈吉宁在巴黎机场和苏世民聊了三四个小时，敲定了大的框架，随后直接飞回了北京。

在后续的沟通中，苏世民和清华大学确定了协议内容。苏世民个人为该项目出资1亿美金，并与清华大学共同再向社会募集资金（共募集到了4.35亿美元），作为项目成立永久运行基金。

2012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与苏世民正式签署协议。

苏世民学者项目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个项目是中国大学迄今为止从境外获得的最大单项慈善捐款。因苏世民为该项目出资1亿美金，该项目以他的名字命名，被称为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他本人成为项目的创始理事。

在接受《纽约客》专访时，苏世民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经济增长缓慢、美国就业复苏缓慢，但中国则在不断发展。他曾亲见美国人对中国人所存的顽固的怒意。

在苏世民看来，西方的遇挫感和怨气，会引发贸易问题，继而可能引发军事冲突。“到某个时候，发生真正糟糕事情的可能性会大增。我们必须设法阻止或改善这种情况。”

这是他支持苏世民学者项目的初心。他希望能通过项目，培养理解中国的人，当这些人回到各自的国家，回到日常生活中，“看到中国发生的，可以向他们的选区、行业和他们的世界解释。同时，他们也可以告诉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做得过头了”。

黑石集团创始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

清华大学多位受访者表示，在苏世民学者项目从启动至今的三年半时间里，清华大学几任校长包括王大中、顾秉林、陈吉宁，贺美英、陈希、胡和平几位校党委书记，以及现任校长邱勇、现任校党委书记陈旭，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苏世民书院招募的研究生，被统一称为苏世民学者。不过，他们也可以按照企业捐资分为“BP学者”“EMC学者”等。

超过30个捐资企业或个人认领了具体的学者。这些学者被要求在项目开始和项目终结时，向捐资者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收获，在捐资者来书院参观时，要与捐资者会面。由于捐资者大多是大型企业、基金会或成功的企业家，这样的会面往往会对学者们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在苏世民书院大楼的接待处，捐资人名录刻满了整墙。按照捐资数量的多少，捐资人分为1名奠基合伙人、11名创始合伙人、11名合伙人、24名出资人及16名支持者。比如BP集团（英国石油公司）作为唯一的奠基合伙人，占据了这面墙最上方的位置。

捐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金会；第二类是大型企业；第三类是个人。 几年来，资金募集的数量，超出了双方一开始的想象。

该项目在2013年4月21日正式启动时，苏世民宣布以个人名义捐赠1亿美元。清华大学也将通过筹款活动募集1亿美元。之后，双方将募款目标定为4.5亿美元，其中近3.5亿将作为永久留本基金。

1年后，他们已成功募集到了2.75亿美元。而在2016年该书院开学时，共募集到了4.35亿美元。

在项目签署之前，清华大学考虑该让谁来负责项目的筹备工作。他们先后考察了数个人选，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任苏世民学者项目首任主任，并聘任此前参与了谈判全程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负责人潘庆中任常务副主任。

此后，又陆续聘请了清华公管学院程文浩、经管学院高旭东、教育研究院张羽等负责学术、招生和学生生活，组建了教师和职员团队。

苏世民的焦虑

清华大学与苏世民之间，有时会为了一些问题发生争论。有一次，双方就40万美元的学费收入是否应该上交教育部发生了争论，双方为此谈了数次。

中方团队有些哭笑不得。“苏世民的日平均收入是200万美元。为这些事儿扯两个小时，40万美元早就挣回来了。”

潘庆中将这段筹备经历称为“创业”。

虽然清华大学总筹款出资金额远远超过了苏世民的捐资，但苏世民作为该项目的“天使投资人”，对项目有着极为详细的设想与担忧。

在先期筹备的1年时间里，北京时间的每周二到周五，每天晚上的7点半，即美国纽约的早晨，中方团队和苏世民都要进行电话会议，短则一个半小时，长则两个半小时。

白天，中方团队和清华大学校方、国家教育部商讨此事，晚上则跟苏世民本人商讨。苏世民事事亲力亲为，事无巨细。

2013年项目成立后，李稻葵和潘庆中开始进行项目职员的招聘，职员都很年轻，80后为多。

苏世民无法理解，认为职员太年轻，没有经验。李稻葵解释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中国在一年干的事情，等于美国七年干的事情，所以在中国的三年工作经验，相当于美国二十一年的工作经验（李教授机智，此处应该有掌声！）。

反复沟通数次，苏世民仍然半信半疑，直到后来中方举办了数次活动，苏世民看到了活动效果，才认同，认为找年轻人是对的，他们的学习能力强（一定要培养年轻人）。

书院院长李稻葵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苏世民得知中国要求学生在硕士毕业时必须交一篇学术论文时，十分焦虑。项目如果满额招生是200人，假设一名老师可以带五名学生，则需要40名教师才能满足论文需求。

他还担心，外国留学生生活在中国，会不会因为不适应而得抑郁症。 “这些焦虑和担忧都来源于他对中国的不了解，只能靠我们一点点沟通去化解。”

大楼开建后，小到房间所用的木材、玻璃、桌椅款式，苏世民都亲自敲定。《纽约时报》曾拍下一张照片，那时书院的建设尚未完工，西装革履的苏世民戴着特制安全帽进入工地。他躺在铺好床上用品的学生宿舍的床上，感受其舒适度。苏世民说，如果不重细节，就不会成功。

苏世民书院开学后，苏世民的焦虑仍然没有结束。

每天，他都要求一名工作人员为他收集当日书院趣事；他依然雷打不动地每日给李稻葵、潘庆中发邮件，每封邮件的长度，几乎有一张A4纸大小；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前30分钟里，潘庆中收到了来自苏世民和助理发的六封电邮和短信。

一开始，潘庆中有些不解，问他，用这样的精力管理苏世民学者项目，你的公司怎么办？他也回答过《纽约时报》类似的问题，他说，相比原先管理公司，他在苏世民学者项目上投入了两倍的时间。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苏世民再次回应了这个问题。他说，目前，自己已经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黑石集团上，而非苏世民学者项目上。

课程表的权衡

在距离苏世民学者入学还有一年半时间时，课程的设计开始紧锣密鼓。

作为培养世界未来领导者的项目，项目筹备者向教育部申请开设了一个全新的专业——全球领导力专业，授管理学硕士学位。

接下来，该开一些什么样的课程，来培养未来领导者？

原先，他们打算设置五个专业方向，包括公共政策、经济管理、国际关系、法律和工程。

李稻葵极力反对工科方向的设置。他说，中国的工程教育比国外在某些方面更难、更领先，恐怕国外的学生来学习会跟不上。

潘庆中也有一些担忧。学校的工科专业有60多个，设置工科方向的硕士学位，究竟该选择哪个专业？

另外，设置法律方向的硕士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中西方的法系不同，究竟在短短一年的课程设置中详细讲授哪一种法系的知识，也是问题。

最终，工程和法律被舍弃。

确定了公共政策、经济管理、国际关系这三个专业方向后，项目方和清华大学三个相关学院的院长开始了漫长的探讨。

此外，苏世民书院还聘请了一个“闪闪发亮”的国际学术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耶鲁大学世界学者项目主任、耶鲁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中国教育部前任部长和副部长等18人。

学术顾问委员会每半年开一次碰头会，审核项目各方面的推进工作，确保项目能高质量地运转。

在2013年的数次会议沟通后，苏世民学者项目确立了三个专业方向大致的课程表。

三个专业共有五个共同的核心课程：

比较公共治理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讲授；中国与世界重大经济议题分析，由李稻葵讲授；中国与世界重大国际关系议题分析，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倪世雄讲授；中国文化历史及价值观，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共同讲授；中外领导力概论，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古塔姆·穆昆达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有强讲授。

核心课程可以五选四，其中，中外领导力概论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如何选择这门课的讲授者，项目筹备方做了良久的考量。

领导力的课程被设计为比较式教学，需要中美两方的教授共同讲授。在美国，大学讲授领导力课程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其中又以哈佛大学商学院尤为出名。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荣休教授沃伦·麦克法兰是项目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他向苏世民推荐了哈佛大学领导力课程的助理教授古塔姆·穆昆达。

苏世民对这个人选感到满意，立刻说服穆昆达加入项目。“苏世民很会说服人，他很有激情地介绍了这个项目，说将会迎来许多世界上最好的学生。这（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穆昆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此前曾多次来过中国，但从未在此生活过，他认为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中方教师的人选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有强。王有强也曾在清华讲授领导力课程，他还曾经担任过杭州市委副秘书长。

五门核心课程的设计前后持续了三四年。授课老师敲定之后，写好了授课大纲，并在清华大学其他院系进行试讲。试讲通过后，核心课程的内容才正式被敲定下来。

除了五门核心课程，书院还设计了三个专业方向的16门选修课，学生可依照自己的专业方向，挑选其中的三到四门课。

国际学术界的学者聘请，主要依靠清华大学和李稻葵等学者之前积攒的学术人脉，包括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哈佛大学前校长、美国前财政部长萨莫斯等学者，都成为了项目的兼职教授。

国内学者的聘请稍微复杂一些。项目方根据国内学者的意见，大致整理了各门课授课老师的人选。他们派人去旁听这些老师的课程，确定某个人为合适人选，然后要求这名老师针对项目的学生设计一个全新的课程。

李稻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内学者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人，永远都很忙。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些学者的思想工作，打消他们的各种顾虑。项目方也为此打破了许多既有的规矩。

2015年10月，经过清华大学校务会议讨论通过，决定在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基础上，成立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按照学校的实体机构运行。

未来的领导人，可以通过笔试选拔吗？

提交申请这天，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在读博士赵闯一晚上没睡觉。

根据要求，他要在苏世民学者项目的全球招生申请系统中，提交一份个人简历、一段小视频、三篇观点文章和三封推荐信。

这些对他来说并不困难。他曾经历过经管学院的保研，要求就是一份简历、一篇自我陈述和两封推荐信。考虑到苏世民学者项目希望培养政商学界的未来领导者，他找了政商学三界的人为自己写推荐信。

政界推荐人是他的本科毕业学校吉林大学的原团委书记、现任东北一省会城市的常委；商界是他曾经实习过的一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学界则是他目前在清华读博士期间的导师，是一名长江学者。

三篇观点文章，要求申请者就时事发表观点。他在其中一篇文章中评论了西方人认为“一带一路”是新的马歇尔计划这一观点。

包括赵闯在内的申请者们，可以以申请而不是考试的方式进入苏世民学者项目，也经过了大量的权衡。

时间回到2013年。苏世民学者项目面临着一个现实，在中国，研究生招考有一套固定的程序，笔试、面试、录取。但是，世界未来领导人可以通过笔试进行选拔吗？

潘庆中说，项目主要考查学生们的领导力，而领导力是无法通过笔试来考察的。

为此，苏世民项目方向清华大学校方申请，校方则向教育部申请，招生不通过统一的入学笔试，而通过面试选拔。教育部十分支持，在2013年底批准了这一申请。

经费已到位，大楼在建，学位和专业已设立，师资已确定，招生方式已通过审批，苏世民学者项目开始全球宣讲，准备招生。

苏世民提出，希望书院中的美国和中国学生分别占80％和20％，但与中方的协商后，此后降低了美国学生的比例，加入了欧洲和亚洲，后来又加入了南美洲和非洲。最终，数字被确定为美国学生占45％，中国学生占20％，另外35％的学生，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南美洲。

2015年4月，项目的全球在线招生申请系统正式启动。筹备者们向世界各所大学、合作机构、合作项目的负责人推荐这个新项目，希望对方能推荐有潜质的学生，申请苏世民学者项目。

斯坦福大学的华裔女生陆安琳，就是在这期间从学校的奖学金办公室了解到这个项目的。她的中文老师给她发来项目的网站信息。陆安琳详细了解后，决定报名。

丹佛大学的美国学生何川，也从学校获知了项目信息。他曾两次来过中国，但时间都不长。他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中国，就报了名。

截至2015年10月1日报名系统关闭，苏世民学者项目共收到一万多份申请。

按照年龄、英语、学历等条件，这一万多份申请被筛减至3054份，成为有效申请。该项目全球招生总监加里斯说：“这对于一个尚未建立起知名度的项目来说，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数字。”

此后，包括罗德奖学金在内的国际负有声望的项目，为苏世民学者项目提供了审阅材料的工作人员。全球大约有200人帮忙审阅申请，他们有不同的文化或学术背景，但他们都经验丰富。

最终，有300人进入了面试。

“应该让现任的领导人，去选未来的领导人”

“你能想象吗？坐在我面前的人，是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两位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一位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FOX电视台的新闻记者。”

推门进入面试间，坐在陆安琳眼前的六名面试官，看起来个个眼熟。

在此之前，她得知自己通过了简历筛选，将在纽约进行面试。她没有获得任何关于面试的信息，直到来到面试场地，工作人员告诉她，将有六人面试她。

面试开始前的15分钟，陆安琳拿到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写着所有面试官的信息。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她从未想过会遇见更不用说交流的人。

他们知道她写的一切内容，知道她申请书中的每个细节，包括她是在香港出生和在那里长大，而这些只是她在简历上写下的寥寥数笔。

他们还拿到她在斯坦福大学的成绩单，知道她过去4年上过哪些课，还会问起她某位教授的课程。

“你能想象吗？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和我谈恐怖主义的问题，尤其是美国12个参议员反对接收叙利亚难民的问题。由于我在德国待过一年，他又问我德国人如何看待难民政策。哈佛商学院的教授知道我在香港生长，他和我谈起中国的创新和香港2047年的未来。”

这个黄皮肤、黑头发的华裔姑娘，坐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面前，不时瞪大双眼，连着用了数个“Can you imagine”（你能想象吗）和“incredible”（不可思议的）。

她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十分荣幸，即使最后没能入选项目，这对她来说也是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体验了。

用潘庆中的话说，最重要的问题是，由谁来选拔未来领导人。

2014年，在项目开始全球宣讲之前，罗伯特·加里斯加入项目，成为全球招生总监。他是纽约办公室的第一名正式员工。

加里斯此前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负责建立全球范围的选拔委员会，寻找那些想获得全球影响力的人。不过被选拔者往往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年龄均在四五十岁左右。

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根据自己多年来的经验，如果只是挑选一位学术型人才，可以不需要通过面试，但如果想不通过面试，就了解一个人的领导力、个性、个人魅力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是绝对不可能的。

事实上，苏世民本人就是一位在全球合作中有着重要地位的领导者。他对这个项目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未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网络，有着非常大的远景和目标。

加里斯将远景描述给北京、上海、香港、纽约、波士顿、伦敦等地的专家们。他试图搞清楚，在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出什么样的特质才算具备领导力。

加里斯设计了一幅招生流程图，从其他项目、高校召集来一群专家，包括负责硕士招生的专家，以及富有挖掘有才华年轻人经验的人力资源专家等，以确保能在全球范围内辨别出年轻领导者。

项目的国际学术顾问也发挥了作用。顾问们给了很多的建议，比如其中一个标准，是将参加过什么样的社会活动进行量化，对于已经是领导人的，则看他在上任前后都做了什么。

标准有了，谁来负责选拔呢？“我们都没当过领导人，怎么能选？我们觉得，应该让现任的领导人，去选未来的领导人。”潘庆中说。

面试委员会名单就此产生。为选拔政界领导人，冰岛总统、加拿大总理、美国四星上将、中央情报局局长、中国的一线政商界领导者，都同意加入面试委员会。

另外，因为项目还希望能培养商界、学界的未来领导人，现任或前任的多个大型公司CEO、NGO组织负责人，以及国内外知名学者，也成为了面试官。

为了确保各个面试小组实力均衡，每个面试小组都包含来自不同领域的面试官，他们能够从不同方面就候选者的情况进行辩论。“让懂政治的人来挑战熟知商界情况的人，这样我们能够挑选出最好的人选。”

2015年4月，在苏世民学者项目启动全球招生申请系统的时候，面试官们也收到了面试的邀请。加里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让他十分难忘的是，面试官们参与的比例十分高。由于面试要持续几天，第二天仍然愿意全天参与的比例也非常高。

冰岛总统奥拉维尔·格里姆松，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任院长、软实力提出者约瑟夫·奈，《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贝尔等，都全程4天参加了面试，并且愿意参加下一年的面试。

中国国内共有60名面试委员，并不是所有人每天都会到场，大约有三四十人参加了每天的面试。

纽约的面试持续了四天，从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早上，每个申请者单独进去，面对六个面试官，回答30分钟左右的问题。下午，每三个申请者被编成一个小组，就一个议题在面试官面前进行小组讨论和最终陈述。

潘庆中对约瑟夫·奈印象深刻。这位79岁的国际问题专家，每天早上7点半到面试现场，他把当天需要面试人的简历都提前做了摘要，一个人都不落。

面试官通常可以提前十天到两周获得申请者的材料。他们会针对材料信息提问，也会在现场根据申请者的表现提问。

为了形成比较，面试委员会设置了三个共同的问题，包括认为自己最大的成绩，最失败的事情，以及对某个热点问题的看法，比如有关特朗普和希拉里的竞选，以考察申请者的自我分析和时事分析能力。

面试官们还会随意发问。比如，有的申请者说以后想从事公共政策制定或研究，约瑟夫·奈就会问对方，你读过哪些公共政策的书？有的申请者说未来想创业，面试的企业家们就会问，你怎么理解创新创业？

清华大学在读博士赵闯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赵闯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的在读博士，面试官问他，中国的经济应该如何转型。

他的面试在北京，2015年11月7日上午。一身西装外套了一件羽绒服的赵闯，骑着自行车从宿舍赶往清华主楼参加面试。到面试厅时，他觉得自己冻透了，再加上紧张，说英语的时候，总也咬不住舌头，发不好“th”的音。

听说他还担任清华大学本科生的辅导员，一名来自清华的面试官问他，辅导员制度这么多年了，存在什么问题，需要怎么改变？

回答完这个问题，又有面试官问他，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赵闯说，做学术型官员。面试官立刻追问：“你知道什么是学术型官员吗，你觉得谁是学术型官员？”大脑一片空白中，跳在赵闯脑海里的名字是黑龙江省省长陆昊。

面试官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很短，很快，赵闯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时间思考。一个坐在赵闯左前方的面试官忽然问：“赵闯，你玩微信吗？”赵闯一愣：“玩啊。”“你看过段子吗？”“我看段子。”“那你现在马上给我们讲个段子。”

一片严肃的气氛中，赵闯点点头：“那我给大家讲个段子。”他说，从前有个愚公，在移山。他的朋友智叟问他，你在干吗？愚公说，我在移山。智叟问，山这么大，你移得完吗？愚公说，我移不完，有儿子，儿子移不完，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智叟说，你有女朋友吗？愚公一把扔掉工具：“不移了！”

所有面试官都笑了，氛围不再紧张。

出了面试厅，赵闯回想整个过程，觉得讲个段子是其中最难的题目。平时能让人记得住的段子都多少带点颜色，能登大雅之堂的实在是少。万一讲了个没有颜色而无趣的段子，面试官们笑不出来，想必场面会十分尴尬。

加里斯说，在面试中那些有针对性的问题，往往是一场面试的转折点，因为从这些问题的答案中，能了解候选者是否有望成为一名领导者。

“大部分人在谈论自己参加的活动时，往往会用‘我们’作为主语，我们做过什么，我们克服了什么。面试官们会逼迫他们来描述自己的个人角色是什么。”

但也有人反抗了面试官的这一问法。

一位从事社会服务和社区工作的申请者，坚持谈论自己团队做过什么，而面试官们则非常努力地逼迫他谈团队中的领导结构，谁来具体管事，那些不同的决定是谁做的，谁是最终负责做出该决定的人等等。

这位年仅21岁的申请者，面对由大学教授、CEO、记者组成的面试官团队，反驳说：“看，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领导力。那些从事服务社区工作的人，是希望强调集体合作的重要性。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没有等级。因为我们尝试去让一个社区来相互合作，从未想过一个等级结构来反映我们的价值观。”

这名申请者让加里斯印象最为深刻。他说，这名申请者当时就在面试中获得了成功，因为他展现了不一样的视野，并从个人角度展现出什么是领导力。

李稻葵也是面试官，他对美国海军学院毕业的一名排名第五的毕业生印象最深刻。这名毕业生说，自己希望能入选苏世民学者项目，之后回到美国，进入海军特战队训练。他想更详细地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以避免今后两个国家出现军事上的冲突和误解。李稻葵十分感动，这名学生也最终入选。

加里斯说，有的申请者简历出众，但在面试时表现得并不是一个有趣的人。有的简历并不是特别好，但面试时的表现，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有些候选者的个人魅力，甚至让面试官们问不出问题，但确信他们就应该成为苏世民学者。”

首批苏世民学者项目的面试，在北京、曼谷、伦敦和纽约举行，视申请者所在区域的距离远近，选择面试地点。

根据申请人的个人环节和小组讨论环节的表现，面试官会就如何为申请人打分展开辩论，最终给每一位申请人打出一个所有面试官都同意的得分，按照得分高低排序，决定一位候选者能否进入项目中。

四个城市的面试官有重复，也有不同，但标准基本统一，面试框架也是一样的。安排在清华大学举行的面试，用中英双语进行。而其他地点的面试，均用英语。

加里斯参加了四个地方的不同面试，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北美地区的申请人大多来自美国，他们更注重个人主义，更多地谈论他们创造了什么。

在欧洲，申请者们通常讲述自己在一个大型机构中如何一步步往前走，直到担任了比如一所大学的学生自治组织的负责人的经历。

而到北京参加面试的，都是大中华区的申请者。他们和欧洲的申请者有些相像，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参加一些“有趣的管治服务工作”，比如在共青团中担任领导职务。

加里斯说：“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文化，为他们设计任务。我们不希望看到单一的领导力模式，我们希望的是适合世界不同地区的领导力。”

最终，首届苏世民学者项目招募了110名学生，超出了最先的预估10％。按照最先一万多人的报名人数来算，录取率为百分之一。

110名首批学者，都是20岁出头的年纪，最大年龄28岁，最小年龄21岁。美国学生占45％，中国学生占20％，另外35％的学生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他们来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毕业后颁发硕士学位。

在这110人中，应届生和往届生各占一半。按本科毕业院校统计，包括来自哈佛大学的6人、普林斯顿大学5人、耶鲁大学4人、麻省理工学院3人、康奈尔大学3人、西点军校3人、清华大学5人、北京大学3人、南开大学3人。

“他们是想成为传奇的人”

在苏世民项目的授课过程中，争论是个常态。

在中外领导力概论课堂上，讲了一个案例：一位女生长得很漂亮。她在电邮里告诉客户自己的故事，包括年龄、兴趣等。客户和她见面后，似乎并不太关注她的能力，三番五次地夸她漂亮。

如果你是这位女生，你觉得这算是骚扰吗？如果是的话，你会说出来吗？会和上司、客户说清楚吗？

如果你是这位女生的老板，你会阻止这位客户，让他停下来，还是会利用这个女生的美貌来达成合作？

这个案例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些男生认为，天生长得漂亮，就应该习惯了这样的恭维，为什么会觉得这是骚扰？但也有同学说，并不想由外形来定义能力。“我希望你能承认我，是基于我的能力，而不是我的外表。”

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作为领导者，怎样才能有效地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是领导力的一种体现。

这样的讨论，经常会出现在中外领导力概论的课堂上。这门课使用案例教学，每节课前几天，两名老师会给学生下发15到20页的案例材料，上课时就让大家对案例进行讨论。

在哈佛商学院，领导力课程是每一位MBA的必修课，穆昆达是那门课的助理教授。他将哈佛商学院的授课内容进行了修改，以适应苏世民学者项目。关于中国的内容被更多地放进了授课中，大概有20％至25％的案例与中国相关。

穆昆达坦言，事实上情况更为复杂些，因为即便讨论的案例是关于拉丁美洲或南非，都会有涉及中国的元素。

穆昆达说，这门课的内容会涉及林肯，因为他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领导者，可能也会讨论邓小平。这是中美双方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讲授领导力，目前还在不断调整中。

课程被安排在周一和周三，学生们每次接受80分钟的教学。首届110人分成两个班教学，尽量让每个人都有时间发言。穆坤达和王有强每周要进行320小时的教学。

几乎在每个话题上，学生们都有些分歧。对某一个案例，55个人可能会产生40种不同的意见。

王有强感觉到，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在上课时的表现，和他过去接触过的有工作经验的学生相比，十分不同。

有工作经验的学生，通常会反思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相似的情况，评价、解读具有实操性。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只能靠想象，但也可能会有独到的视角。

他过去给清华大学MBA讲解领导力，许多官员、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都是他的学生。上课时，他们会主动说，自己在领导、管理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比如，一名人力资源总监说自己不善于与人沟通，于是王有强就着重锻炼他与人沟通的能力。

但苏世民学者是只有20多岁的年轻人，首批录取者中，有一半都是本科应届生。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能理解什么是领导力吗？

《中国新闻周刊》把问题抛给了项目的几名学者，他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在赵闯眼里，领导力包括三点，分别是管理好自己、带领其他人一起完成一个固定目标，以及拥有跨文化的理解力和沟通力。

来自哥伦比亚的莎菲说，领导力是为团队和队友带去能量，倾听他人的意见，了解他人的工作方式，使工作顺畅，团队高效。

来自新加坡的蔡佳韦说，领导力的核心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尤其是这些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信仰、教育背景和价值体系的人。

来自丹佛大学的何川没有给出领导力的定义。但他提到，好的领导能力应包含“道德”。

《中国新闻周刊》也将同样的问题给了李稻葵和潘庆中。两人的答案都简单明了。李稻葵认为，领导力是通过与周边的人合作来带动周边的人，大家共同努力，改变世界。

潘庆中则把领导力总结为七个字：眼光，激情，执行力。

穆昆达和王有强讲授的《中外领导力概论》课程，希望通过五个部分的教学，培养这批学者成为成功领导人的必备素质。包括如何领导一个团队，处理人际关系，理解影响及改变文化，如何领导一个大型的机构，以及找寻自己的道路。

就最后一点，穆昆达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找寻自己的道路，就是如何理解自己的价值观，怎么走上一条符合自己价值观的道路，并在未来做对的事情。

对苏世民学者项目持怀疑态度的人，对一个问题有着深深的疑惑：领导力可以培养吗？

王有强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了个例子。他说，在中国的篮球界，能不能通过训练培养第二个姚明呢？这似乎要打个问号。但是，如果大家说，谁都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姚明，所以大家就不用训练了，这似乎也不对。

王有强将领导力的培养解释为“提高领导力”，而非对领导力的无中生有。

他把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比做一张白纸，他们有许多想法，需要得到引导。而自己原先接触的那些有着数年工作经验的MBA们，王有强觉得，自己很难把他们变成另外的人，但可以让他们变成“更好的自己”。

穆昆达说，在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身上，他可以看到冒险精神。“他们关心生命中更重要的一些事情。我从未听任何一位学者说过想变得富有，或想过上舒服的生活。他们都不是这样的人。他们是想成为传奇的人。”

书院内外

决定辞去港府的工作，来内地大学继续深造，姜必楷的选择得到了一半支持、一半怀疑。

支持者说，“清华是一个好学校”“内地值得前往”“前路会越走越宽”。

怀疑者说，“内地大学有什么好读的，要读也要去外国啊。”“这个项目会不会带有洗脑的性质？”“这个书院变成了一个特区，你们全部窝在里面，不去接触真正的中国，所以说什么也是白说。”

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史嘉直截了当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乐于走出这栋大楼，去感受真实的中国。陆安琳也有类似的看法，“我们在这里有太多的特权。”

十一之前，这些刚刚彼此认识的年轻人决定集体出游。一队人想去西藏，但因为西藏对外籍旅行者有一些限制，没能成行。包括陆安琳、莎菲在内的另外15名学生重走了丝绸之路，从西安开始，最终抵达新疆。

在乌鲁木齐，他们住的地方没有干净整洁的厕所，没有直饮水，甚至没有不间断的供电。

莎菲十分喜欢这次旅行。本科期间，莎菲曾做过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的研究，了解那里曾发生过的事件和中国政府如何管理。她想了解，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看的。

她和当地维吾尔族的导游聊天，了解中国政府关于当地经济发展的计划。讨论是开放式的，莎菲很喜欢这样的讨论。

在苏世民书院，任何讨论都是被允许的。

学生们常常聚在一起辩论，有一个始终无法达成共识的议题是，中国在未来的五到十年间，是否会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有人认为，中国确实有方法和资源来实现这点，但也有人不同意。

来自中国的苏世民学者，往往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有着不同的意见。

就在本文发稿时，苏世民学者们刚刚结束了项目方为他们安排的“deep dive”（中国社会调查）活动。活动被安排在了西安和苏州。

西安是西部城市的代表，是古都，是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起点。有高楼大厦，也有贫困的窑洞居民。苏州则是东部城市的代表，自古富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缩影。

学生们可以二选一，并且在商业、社会发展、农村、教育、政治领导力五个界别中选择一项。

活动持续一周。以政治领导力为例，调查活动在距离西安不远的宝鸡进行。

学生抵达宝鸡后，宝鸡市政府推出了一些社会实践导师，均是当地政府官员。各小组在接下来的数日，就跟随官员设定的日程表行动，包括处理紧急情况以及走访调研等。每晚回宾馆讨论当日收获。

项目方为这个调查活动筹备了一年，潘庆中本人在这几个城市提前踩点了三次。

谈合作的时候，当地政府表现出了担忧。官员担心政府系统内的规则被外国学生看在眼里，不愿合作。潘庆中一次次说服，告诉对方，这是你们的政绩。“在这些未来领导者的青年时期，中国的某个城市如果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归会对这个城市有好处。”

地方政府被打动了，同意合作。

李稻葵和潘庆中都有担忧，担心学生们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中国。“这个取决于我们的工作程度，还有学生的观察力。他们回来以后，我们的老师会带着他们讨论，不是一次就能看清楚的。”

潘庆中设想，学生回到北京之后，要他们说出当地三个最好的地方和三个需要改进的问题。“我希望他们看到的中国，有优点有缺点，结合起来再看这个全局，这就接近真实的中国。”

目前，已有中国其他城市的书记、市长主动找到书院，寻求合作。毕竟这是提高当地国际化水平的好方法。潘庆中说，明年可能会增加两个合作城市。

学习，还是社交？

来之前，莎菲从未意识到，苏世民学者的学业会这样忙碌。

她在这个学期选择了三门核心课程，每周有四天时间，从早上8点30分到下午5点，都一直在上课。晚上，项目方为学者们安排了五花八门的讲座，主讲人规格之高，使得大家舍不得不去听。通常，主讲人都是国际上各个学科中的“大牛”。不久前，美国前总统布什还给他们作过一次视频讲座。

她的个人生活开始于晚上。她会和朋友去三里屯、五道口的酒吧，与他们聊天、玩乐，建立起人际关系网。

因此，她的睡眠时间常常不够。为了完成作业，她常常得熬夜。

《中国新闻周刊》问了五位苏世民学者同样的问题：在这一年的项目时间中，学业、建立社交网络、了解真实的中国，你觉得哪个最重要？

答案出乎意料地一致。他们希望与人交往，建立社交网络。“不是建立对未来有用的商业性的社交，而是去理解其他人是怎样思考的。”史嘉说。

丹佛大学的何川说，结交人脉，是了解中国必需的途径。来自新加坡的蔡佳韦，以及很多的中国学生，也持相似的看法。“今后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可以互通有无。”

这也是苏世民最初的想法，即让这群未来的世界领导者们，此时就建立有效的人际关系网，在今后的发展中时时联络，并保持对中国的了解。

学生们在每天的一日三餐、课堂上，甚至晚上的酒吧时间，总是在交流。有的餐桌上写着“我们只说中文”，有的餐桌上写着“我们只说英文”，意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提高语言水平。

姜必楷是苏世民书院学生会的一员，他们常常会组织一些活动。前一阵，他们做了一个“韩国炸鸡加啤酒”的聚会，同学们聚在一起，就某一个主题边吃边聊。

有时，一天的课程、讲座结束后，学生们也会三三两两去酒吧里闲聊，或者在学生休息区讨论医疗改革，分享交流自己的成长经历。

来自山东大学的蒋瀚涛，在闲聊中告诉了外国人一个故事，在他读书时，老师面对没有站起来回答问题的学生，大为震怒，课后罚了这些学生，连带着也处罚了身为班干部的他。外国人显然对孔子故乡的这种尊师重教的传统十分感兴趣，与他讨论了很久。

在宣布希拉里败选的那天，许多美国学生难以置信，他们冲到了酒吧里，用喝酒发泄着内心的情绪。

每个学生都开通了微信，保守估计，已有50多个不同的微信群。有的微信群由老师主导，讨论本周的读本以及有关中国的情况等。有的微信群由学生主导，按照下棋、羽毛球、远足、看电影等不同的兴趣组成。

更多的时候，会有学生在110人的大群里喊：“今晚我们一起看美剧，谁要来？”或者还有人更直白地说：“我们要到五道口／三里屯喝酒，谁要来？”

首批苏世民学者中，有一名来自国内某县级市的副市长。这名学生原本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在校期间一直从事学生工作，毕业后从政。外国留学生很喜欢找他聊天，希望从他的身上了解真实的中国。

一次，一名外国人问副市长，在中国，一个毫无背景的中国人，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高层核心的决策者？

听完翻译，这位副市长用中文说，能，只要你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有生之年，总有可能实现。

这些学生的身上，都带着多多少少的光环。莎菲在克林顿基金会实习过，何川是参与过伊朗核谈判相关工作的实习生，蔡佳韦参与协调了首届中新互联网论坛，陆安琳已在美国硅谷成立了三家公司。

清华里的“霍格沃兹”

刚刚过去的“双11”凌晨，来书院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们跟着上亿中国人一起，抢了加湿器、本子、鞋子。

来中国两个月了，这群世界未来领导人们学会了使用淘宝、京东，甚至学会了海淘。万圣节那天，他们装扮成超级玛丽、熊猫、海盗船长，每套装扮都来自淘宝。“整套衣服80元，也就是16美元？什么？还包邮？这么便宜？！”他们乐此不疲。

他们知道了五道口，也知道了三里屯。知道了雍和宫，也知道了河北的小山村。

一批毕业于军校或有着军队服役背景的美国人，每天早晨在军衔最高的那名美国人的带领下，赤裸着上半身，绕着清华大学跑操，从不间断。

事实上，如果他们需要，他们可以不用离开书院大楼。

院里有新风系统、净水系统，有独立教室、食堂、图书馆、洗衣房和健身房。

如果未来领导人们不想踏出书院一步，也完全有可能在书院内部待上一整年。

光看苏世民书院的大楼，很多人会觉得，这不是清华大学的风格。

清华大学内多是现代设计风格的建筑。苏世民书院有着灰瓦红窗，采用了合院式布局，处处都是中国元素。

它的设计者是耶鲁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罗伯特·斯特恩，这座书院模仿了耶鲁等美国私立大学的寄宿学院设计而成，集教学楼、图书馆、宿舍、食堂、生活空间于一体，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

任何人都可以走进书院的庭院，但若没有书院内部的人带领，无法走进书院内部。这栋建筑有外包的物业，接待室有24小时值班的保安。

从书院庭院到一名苏世民学者的房间，需要刷五次卡，分别是进入大楼、上电梯前、输入楼层号前、进入宿舍区前、进房间前。

书院的二层到五层是学者的宿舍区。每个学者都拥有大约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面有独立卫生间、床、柜子、写字台和书架，在柜子里还有一个隐秘的保险箱。

每八个学者共用一个公共休息室，里面有微波炉、热水壶、冰箱、电视、沙发和讨论桌。大家可以在没课的时候过来一起看球赛、看美剧，闲聊天。

书院要求学者们必须每两周清理一次床上用品。他们只需要将床单被套拆下，放在洗手间门口的地上，就有专门的清洁人员去收，并清洗晾干，之后送回。

即便如此，有一些学生因为不会使用床单被罩，而抱怨清洗太过于频繁。一名负责学生生活的老师在微信群里对所有人说，学者们，不要直接睡在床垫上，把床单铺上去才能睡觉。

书院的隔壁就是清华大学研究生宿舍楼，那里三人一间，楼层有公用洗漱间、浴室和晾衣间，建筑年代久远。苏世民大楼的宿舍内有两层窗帘，一层完全挡光，一层透明纱质。一名学生总是用透明纱质的窗帘遮盖自己的房间。他笑称，怕对面的清华大学研究生“羡慕嫉妒恨”。

书院一楼的餐厅有着多面大型落地窗，正对着人来人往的清华南北主干道。

餐厅外包给了一家公司，每顿饭会有八道菜、两道汤、多样主食、自取沙拉、甜点、饮料和水果。学者们可免费自助就餐。沙拉调制台上，最受欢迎的沙拉酱是老干妈，瓶子容易见底。

书院一楼还有一间小型图书馆，目前，架子尚未摆满，还有许多书待填充。在进门的右手边第一二排书架上，摆放着《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时代》《朱镕基讲话实录》《朱镕基答记者问》。

在左手边的一排书架上，摆放着七种版本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分别是中文简体版、中文繁体版、英文版、日文版、阿拉伯语版、俄语版、葡萄牙语版。

有一名来自非洲的学生，觉得仅在图书馆阅读此书，不够满足他的需求，他拜托中国学生帮他从网上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他说，也许在自己理解透彻了这本书的含义之后，他会将这本书翻译给自己国家的人看。

书院的教室分布在地下一层到地下三层。地下一层有4个可以容纳50到70人的阶梯教室；地下二层有一个可以容纳200人的大礼堂、2个容纳30到40人的桌椅可活动的讨论教室、4个可以容纳10人的小教室；地下三层有4个可以容纳15人左右的讨论教室、4个可以容纳10人的讨论教室。

除了在里面上课，学者们也可在教室里讨论、自习。使用前，他们可在书院内网上进行预约。不过因为学者人数尚少，教室足够使用，目前几乎没有人会预约使用教室。

在地下二层，书院还拥有一间健身房、一间打印室和一间酒吧。健身房有跑步机等常见器材。打印所耗费纸张免费。百余平米的酒吧供应啤酒、饮料和薯条，下午两点开门，大概有百来张座位，可容纳目前书院内的所有学者。

地下三层有一间音乐室、一间洗衣房。洗衣免费，音乐室刚刚运到一架钢琴，同样免费供学者使用。

地下一层二层有一个贯通的下沉花园，没有雾霾的时候，每天早上，都有人在里面练瑜伽。

书院的WIFI密码是英文变体后的“欢迎来到霍格沃兹”，每个学者都能立刻理解这个密码的含义。不过，更多的媒体将这里称为研究生中的特区。

不久前的一天，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们来苏世民书院参观，一楼大厅的所有沙发椅奇迹般地消失，被布置成了宴会大厅。马云、马化腾都湮没在了人群中。

书院有15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其中有多名中共党员。他们依然要过党组织生活，开民主生活会。书院有一名尼泊尔学生，也是党员，不过他们并不一起过组织生活。

开学至今的两个月时间里，苏世民书院接待了1200多人参观。

这意味着每天有20人进入书院参观，他们都是世界各地知名大学的校长副校长、知名企业的CEO，以及中国各地方政府的官员。

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指着自己的头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五年以前，我只有13根白头发，现在，你看看，一万三千根白头发都有了。”

目前，第二届苏世民学者项目的招生临近尾声。今年的报名人数是8000人，少于去年。潘庆中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有的学生看到第一届的招生质量，也就不敢再报名。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做客苏世民书院讲座

书院为首批学者做了未来道路设计。至今，他们每周会花半小时的午饭后时间，集体讨论学生们未来发展情况。

他们筛选了一个名单，认为其中有一批学者确实可以成为优秀的领导者。数字并不好预测，但潘庆中说，他希望有一半人能最终成为政商学界的未来领袖。

李稻葵则正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他对这批学生的信心。他说，自己在讲授的经济学课程，和他在经管学院讲授的最大不同是，他把全球最重大的话题，一个一个地讲给他们听，讲这其中最重要的观点，讲来自于中国的、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一些理解和做法。

他说：“我把这批学生当成未来世界领导者在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