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周其仁:创新的最优单位是“群”


发布时间: 2017-12-26 17:47:34 被阅览数: 117 次
 

周其仁教授,曾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任教。2008年6月起担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10年03月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中国经济。

 

 

现在创新的最优单位是“群”——意气相投的一群人!“群”里三个东西很关键:一是氛围,二是高质量的人才、三是宽松的文化。


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创新靠什么?靠发现、靠观察,全是头脑在运算。所以,哪里解放人的头脑,哪里对人信任、对头脑信任,哪里就会成为创新的集中地。

 

创新强调的是精神状态,而非死的知识。我们一定要扭转过去不正确的观念,要把中国人、中国企业的创新潜力挖出来。要敢于设想,比如让汽车飞,从停车场出来就飞上去,飞到顶楼停下;又如,帮助全球几百万盲人,通过舌头和“电子冰棍”,把外部的图像从舌头底下进入大脑,然后在大脑里成像,就能看见了。这些事我们觉得“离谱”,发明出来后就能尝到甜头。

 

有哪几条路线可以实现创新呢?我认为,有上行、下行两条路线。大家最熟悉的是上行,从产品里找痛点,然后找技术改进,技术如果改不动,就去寻找基础科学当中未曾引起重视的原理。常规的科学研究、创新都是上行的。我举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以前,欧洲的剃须刀是刀头、刀片一体的,非常贵。美国的企业家善于把欧洲的奢侈品变成大众用品,吉列先生把剃须刀一分为二,刀头重复使用,刀片是一次性的,成本就非常低了,适应工薪阶层消费者的要求,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定价策略——吉列定价策略,即刀头刀片分开定价的模式,这是很好的创新。

 

还有一条路线是下行路线。先从原理出发,有科学论文,然后再注册专利、开发技术,最后变成产品。原子弹的问世就遵循下行路线。上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率先研究原子里面的能量释放,叫原子能,然而克服关键技术难题制造产品需要大量试验,当时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没有充分条件。后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总统罗斯福很着急,拨大量资金进行“曼哈顿计划”,使得美国的原子弹开发先于德国。

 

这两条路线都可以选,一个从产品往上行,一个从原理往下行,后者的壁垒非常高,使“追兵”很难尾随进入相应领域。我在深圳看到几家公司是走下行路线的,如华大基因,他们最主要的资产是论文,为了写基因论文,做了无数基因测试,真是了不得。我们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因地制宜地把创新路线琢磨透、规划好。

 

创新很重要,但是创新的障碍可不小,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妨碍因素需要破除。

 

其一,中国文化的从众问题比较突出,不鼓励“出头”。虽然每个人都有创新的可能,但是真正激发万众创新要有非常深的人文主义背景。

其二,经济水平不高。创新是没有准确规划的,“家无隔夜粮”是谈不到创新的。我们现在很多公司为什么不敢创新?因为利润太薄,而且这是一个正反馈的机制:利润越薄,越不敢创新,越不敢创新,“追兵”越多,利润摊得越薄,所以永远在“红海”里挣扎。

其三,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利用了后发优势,我们的思维就是追赶思维,在追赶当中完成创新。我国的三大互联网公司BAT,最初的核心技术都是人家的,但是我们做了引进性、改进性的创新。这种创新我们一定还要下功夫,但也要走到前头去,从源头想问题,独立回答商业和技术中的难题。我们过去大量是跟跑,跑得好的可以并跑,今后要多些领跑。

其四,不够自信。我们要大力解放人的思想,解放人的头脑。你只有相信未来,才会敢闯敢拼,否则就越来越保守。

其五,组织障碍。我们的公司都高度组织化,层级分明,这是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可能成为障碍。所以,现在创新的最优单位是“群”——意气相投的一群人。腾讯怎么搞研发?基于“赛马”机制,一个任务同时十几个小组在做,相互竞争,做出点名堂的话,再拨更多资源。很多任务不是老板提的,而是自发竞争出来的。

“群”里三个东西很关键:一是氛围,每一天、每个礼拜大家都要碰撞出点新东西。二是要有一定的“密度”,质量比较高的人才、元素汇到一起,产生高频互动。三是文化,要有宽松的、利于解放生产力的文化。

 

链接:

周其仁:中国经济是O形

北京大学梁钧平教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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