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陈平原:我为什么反对一流学者当校长


发布时间: 2007/10/14 10:32:45 被阅览数: 495 次
 

研究和管理,谁都明白这是两件事。大学校长的主要任务是当好伯乐,而不是自己争着去做千里马。大学校长最好是“通才”而非“专家”。


作者 | 陈平原,北大中文系教授

 

 

中国缺优秀的大学校长(一般意义上的校长不缺),但更缺——愿意且能够坚守学问的第一流的专家学者,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近些年,政府推行科教兴国战略,大量提拔学有所长者出任各级行政领导,而当官的好处又是那么明显,如此巨大的诱惑,使得稍有学术业绩且政治正确者,均跃跃欲试,希望得到提拔——不能当个省长市长,也得混个校长院长。

只是一个孤零零的“教授”,没有其他头衔,不要说在社会上“没市场”,在大学里也会吃不开。

有感于学界之日趋势利,我撰写了《“专任教授”的骄傲》,在《人民日报》上刊出。

这不是个别人的志趣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风气的导向。

 

所谓“官大学问大”虽不是共识,但已成通例

 

近年偶尔参加重大科研项目的评审以及学术著作的评奖,深感目前这套评审制度,对于普通教授太不公平。

可“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上者为国为民,下者蝇营狗苟,而无论上策下策,尊卑雅俗,全都必须殚精竭虑。

同样的,从事专精的学术研究,也需要全力投入(即便如此,尚不能保证出一流成果)。

 

两个“全心全意”互相打架,于是培育出众多“半心半意”的学者。

 

如今的大学教授,聪明点的,多“身在曹营心在汉”——也在做学问,但随时准备收拾行李当官去。

以前学校里的职务不算官,如今“换了人间”,有了科级、处级、厅级、副部级的分别,还有各种相关待遇。

学校里开会,介绍来宾时,也都井然有序,从校长到院长到系主任到所长到教研室主任,中间还得考虑“正院长”“副书记”以及“校长助理”等错综复杂的关系。

最后,才轮到“出席今天大会的,还有著名学者某某某等”,真让人啼笑皆非。

这一套“仿官场”的规矩,即便只是仪式,也都变成一种“无言的教诲”。

今天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因热爱学问而拒绝出任各级行政领导的,不能说没有,但绝对是“稀有动物”。

长此以往,期待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迅速提升,实在是难了点。

在我看来,奖励优秀学者的办法,不是让他/她去当校长、院长、系主任,而是让他/她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专心从事学术研究。

所以我才说,让第一流学者当校长,可惜了。

 

校长在“通”,教授在“专”

 

至于我谈第一流学者执掌大学后可能出现的弊病,那是在“学科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

最近十五年,中国大学改革的趋势是,从单科学院向综合大学过渡,从小巧大学向巨型大学转移,这样一来,如何有效地管理大学,尤其是处理好主导学科与辅助学科之间的关系,是个大问题。

承认大学里有不同学术背景造成的隔阂,尽可能理解不同学科的不同思路、尊重其趣味与选择,这对于“术业有专攻”的前学者、现校长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不仅仅是“一碗水端平”,不过分看重、偏袒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其间更包括避免用自己学科的管理方式来“大力支持”其他学科。

谈到这里,我举了北大老校长蔡元培为例。

其实,这意思我十年前就说了。在《“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中,我曾这样谈论作为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现代学术的发展日趋专门化,因此,专家易得,通才难求。

 

总揽大学全局的校长,需要的恰好是“通才”而非“专家”

 

看看蔡校长兴致盎然地谈论文学、史学、哲学、美术、音乐、政治、伦理、教育等,而且全都具备“高等常识”,你不能不佩服。

这样的大学校长,方才配谈“兼容并包”。

学识渊博而且兴趣广泛,才能有学术上的前瞻性与判断力,所谓“识鉴”,所谓“气度”,均以此为基础。

 

选择大学校长,不需要特定领域的专业人才

 

应《南方人物周刊》之邀,我曾撰写《为大学校长“正名”》,谈及大学校长的诸多标准,其中第二点是“有专业,能超越”。

具体论述如下:

毫无疑问,大学校长的工作有其特殊性,并不是阿猫阿狗谁都能做。

大学校长不该是纯粹的行政官员,而应是著名学者,这点学界内外均无争议。

问题在于,对于“学者”之是否“著名”,言人人殊。

目前教育主管部门的意见,倾向于将“院士”作为主要指标。

这样一来,出现了一个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观——目前中国,绝大部分综合大学的校长均为理工科教授。

理由很简单:人文及社会科学不设院士。

这个偏差实在太明显了,相信有关部门正在考虑解决的办法。

我想质疑的是:选择大学校长,是否真的需要某特定领域的“顶尖学者”?

在我看来,如果真的是第一流的大学者,不该委以校长重任——让其陷入繁琐的日常事务,对国家、对个人都是巨大的损失

 

其次,大学者不见得就能管好大学。

我担忧的不是其行政经验(那是可以培养训练的),而是平日里特立独行(作为学者,那是美德;如果不是这样,很难成其“大”),一旦转化为权力很大的管理者,是否会变得刚愎自用?

 

还有,长期从事“高精尖”的专业研究,有所见也有所蔽,出任大学校长,能否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

在我的印象中,所谓的“顶尖学者”,大多对自家从事的专业极端自负,而对其他学科的价值及进展缺乏起码的了解,甚至不无偏见。

就因为出任校长,必须一碗水端平,如此“委曲求全”,对人对己都很失当。

 

大学校长的工作是当好伯乐,而非自己去做千里马

 

在那篇文章中,我同样提及,大学校长最好是“通才”,而非“专家”:

“回首民国年间诸多有所作为的大学校长,如北大校长蔡元培与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等,都是有专业,而又并非第一流学者。

 

“其实,大学校长的主要任务是当好伯乐,而不是自己争着去做千里马。既当校长,又抢课题,还带了不少研究生,这种‘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做法,我颇为怀疑。不是你当校长不够尽心,就是你的研究只是挂名——谁都明白,做好这两件事,都必须全身心投入,你一天又不可能变出四十八小时。与目前的流行思路相反,我以为,国家根本就不该给大学校长重大科研项目。”

 

至于谁的学问一流、谁的学问二流,有时是见仁见智,或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既不必对号入座,也不好强做分辨,说到底,只是为了说明“大学管理”不同于“专业研究”,各有各的努力方向。

而且,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我谈这个问题,暗含李方桂的故事。

被誉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的李方桂,曾拒绝出任中央研究院拟设的民族研究所所长,理由是:

“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

据说前去说项的总干事兼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听后,并没发火,而是作一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作为后来者,我们能理解李、傅二君各自立场的差异,但又承认,二人都是二十世纪中国学界极为难得的“第一等人才”。

 

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不该让第一流学者当校长,既是希望社会及政府尊重学问,也是意识到今天中国大学问题的复杂性,远非“学问中人”所能理解、所能驾驭。

不要说“世上已无蔡元培”,即便蔡先生再世,也都可能回天乏力。

 

 


* 本文来自2006年出版《大学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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