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好的吗？我们还要不要？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过去30年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努力给全球经济带来了繁荣。经济一体化地区的企业，其成长性和企业的回报率都高过非经济一体化的区域。

第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谁得益？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互利共赢，得益是共同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确实融入了市场，得到了发展。但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利益，发达国家的产业向高端升级、附加值提高、经济结构调整，发达国家的单位GDP能耗减小，环境变好，低端就业迁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全球布局得到了发展。

第三，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发达国家某些人绝对贫困了吗？
实际上这个绝对贫困是不存在的。发达国家目前人均所占用的资源都比发展中国家还要多得多。发达国家的人民收入差距拉大原因很多，主要是因为产业的自动化、人工智能、教育程度等所带来的，而不是贸易和经济一体化。

第四，贸易顺差是占了别人便宜吗？
贸易顺差和逆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并不一定。贸易顺差可以理解为一国供应了其他国家更多的商品，同时消耗了自身更多资源、劳动力和环境。顺差绝对不是占别人便宜，更不能说有多少贸易顺差就认为拿了别人多少钱。实际上一国产生贸易顺差的同时，利润可能是逆差。

中国的贸易顺差绝对不是占别人便宜，特别是贸易的顺差以后，积累的外汇又去买回美国的国债，又降低了美国的利息，实际上是吃亏的。“我倒希望看到中国有一天中国是贸易逆差，中国人借了很多钱，全球都是拿中国的货币，全球都觉得中国应该更多地去平衡贸易。”宁高宁表示，现在贸易顺差不过就是找了一个劳动力干活的权利，他并不认为是占了便宜，而且不能很持久。

过去的30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努力给全球经济带来了繁荣，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贸易顺差是占了别人便宜吗？大家一说顺差就不好意思了，就占便宜了，实际上贸易顺差和逆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并不一定”，宁高宁认为，作为贸易顺差的一方，供应了其他国家更多的商品，同时消耗了自身更多的资源、劳动力和环境，给他国提供了一种消费的条件，也使他国打击了通胀。

第五，人民币减少干预就会升值吗？
不会的，通过货币自身的调整，能够调整自身的贸易平衡，这是一个过程。从GDP（国内生产总值）来看，中国的增长是比较快的，但一算GNP（国民生产总值）就很小了，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外资和其他国家企业的投资产生的GDP，特别是算人均就更小了，“统计学的概念我觉得应该改过来，中国应该多说GNP、多说人均，多说中国在世界上所占用的资源，包括食物、房屋、教育、医疗，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水平差得很远的，这一点必须不断地被大家认识到。”

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深的”

2019年9月6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发表以“如何增强中美互信”为主题的演讲。

他从《火星救援》这部电影情节——中美两国齐心协力实现了对美国宇航员的救援，让人不禁思考：“我们为什么不能一直这样呢？这样一来，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我们需要把《火星救援》这部电影的精神重新注入现实的中美关系里。

弗里德曼一直主张中美两国是“一个经济，两种制度”。中美两国是当今全球经济的两大最重要支柱。尽管两国拥有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但我们的经济命运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大约在20年前，由于光缆价格的大幅下跌，一些倾向于“联通性”的技术汇聚在了一起。我们突然能够与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实现联通，由此一来，联通变得快速，几近免费，易于实现，并且无处不在。联通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突然间，我可以接触到以前无法接触到的人，他们也可以接触到我。我给那个时代起了个名字，我当时的感觉是：“世界是平的”。

大概是在10年前，另一些技术汇集在一起，通过这组技术，我们只需点击几次就可以完成大量复杂的任务。使世界变得“更快”。比如：打出租车、导航、支付……复杂的事物现在变得迅速，几近免费，简单而且隐形。这种技术进步是在价格暴跌的推动下发生的，即计算和存储价格的暴跌。而这一切都发生在2007年前后。在所有这些创新的影响下，世界不仅变平了，还变得“更快”了。

今天，我们又向另一个平台迈进了一步。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智能”。这项进程则是在新一轮价格暴跌的驱动下发生的，那就是传感器尺寸的大幅缩小和价格的暴跌。现在我们可以把传感器，也就是“智能”，放进任何东西里，比如冰箱、汽车、烤箱甚至衬衫里。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下一个平台将会是什么？我相信在世界变平、变快、变智能后，接下来会开始变得更加深入。

设想一下，如果你的衬衫里面植入了传感器，就可以测量你的身体功能，并根据你的健康需求通知电商平台，在沃尔玛为你购买食物，然后用全自动车辆或无人机将食品运送至你的冰箱，并在冰箱再次发出缺货通知后重新为你进货。这就是我所说的“深”。对我来说，“深”是今年的年度词汇。

你是否注意到，我们正在用“深”这个形容词来描述越来越多的事物？深化思维，深度研究，深入学习，深度医学，深度监控，深度伪装。每项事物都在变深。这种变化趋势正在成为全球化，尤其是中美贸易和技术关系中最大的挑战。

在最初的30年里，可以将中美贸易情况概括为：美国从中国购买T恤、网球鞋、玩具和电子产品，中国从美国购买大豆和波音飞机。如果美国只是从中国大量购买玩具、T恤、网球鞋和电子产品，中国只是从美国购买更多波音飞机和大豆，这一切就都是平衡的，贸易差异也是可以控制的。

但在过去10年里，中国已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且本身已成为一个技术强国。中国开始从向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销售T恤、网球鞋和玩具（的同时）转向销售高科技用品，而这些高科技产品正是美国和欧洲也正在对外销售的——比如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系统，5G基础设施，量子计算，电动汽车和机器人。

我完全赞成这种转变趋势。这对世界来说是一件好事。中国成为这些领域的技术竞争对手后，将会促使创新加速，价格降低。但这些都是我所谓的“深层技术”——它们将会深深地植入你的房子和基础设施里，深入渗透到工厂和社区里。这是一项全新的挑战。

那么美国官员会发出疑问：我们如何能在我们的城市和家庭安装华为5G基础设施？我们能够相信中国政府不会用它来监视我们吗？当然，中国也会对美国技术提出同样的疑问。

现在，中美两国技术和经济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要继续保持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就需要为中美关系注入全新的信任。

现在，全球化和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都在销售能够深入对方社会的技术，但双方还没有发展起足够的信任，来安装并从对方那里大规模购买这些技术。

两国目前都有科学家在对方的国家深入开展医学和技术项目的合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一开始提到电影《火星救援》。它向我们表明，当中美双方彼此信任时，我们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我们甚至可以成功拯救火星上的一个人。

中美两国学会相互信任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合作，如果两国的科学家无法在对方国家的大学里发展研究，人类进步将因此放缓。这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的老师多弗·塞德曼喜欢强调：“信任是唯一合法的药效增强剂”。如果能彼此信任，我们可以走得远走得快。但如果没有信任，走远、走快也就无从实现。

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对中国和美国来讲都是如此，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技术创新者要如何建立更多的信任，才能共同享受这个深度技术时代，并分别从中受惠？我们如何才能使虚构电影《火星救援》中所描述的合作精神成为中美之间的日常现实？

首先，我认为需要设立一个由中美商贸、技术、贸易和军事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每月举行一次会议，用来解决问题，并让对方了解最新的想法，从而建立信任。我认为两国总统应当每月定期通话，互相知会最新的想法和顾虑，以此建立信任。

但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必须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

美国人必须意识到，中国能够并且将会制造出比美国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和技术（原文：制造并出口与美国相同的技术）。我们不能因为它们的“双重用途”而自动运用冷战时期的安全标准来反射性地禁止这些技术进入我们的市场。我们必须创造途径，让企业能够赢得我们的信任。我们不能对中国的电信公司说：你们不能在我们的市场上竞争，因为你们的技术可能具有双重用途。我们需要对“双重用途”的概念进行一次彻头彻尾的重新思考和定义。

而中国必须意识到，中国已不再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技术强国，如果中国希望其它国家的市场对其完全开放贸易准入，就不得不向外国的竞争对手完全开放中国市场。如果中国想要在美国和欧洲市场上自由竞争并取得胜利——我认为这是应该被允许的——中国也必须做好准备，接受自己的公司在自己的市场上竞争并失败的可能。（另外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容剥夺）

以上是使中美两国和两国经济之间的信任水平能够达到全新高度的一些方法。
中国和美国是真正的“一个经济，两种制度”。我们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正因如此，两国都变得更加繁荣，全世界也因此发展得更快。但随着双方关系不断深入，达到全新的信任水平势在必行，所以我们需要立即投身于这项关于如何改善信任的大课题。

只要我们想做，就没有什么事是我们不能一起完成的。《火星救援》就是最佳例证。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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