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悲歌时代 也是一个欢歌时代:评郑永年教授


发布时间: 2017/6/12 被阅览数: 537 次
 

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批评中国的知识界和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不止一年两年了。


就在上周,郑教授又发出严厉批评,这次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的文章题为“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文中说:“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一众自媒体纷纷转发10万+。

 


早在2011年,郑教授就提出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导致中国自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同时也引起外界对中国的严重误解。(郑永年: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2015年,郑教授直言,“最让我失望的就是知识界”,“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搜狐网文化频道访谈)

 

2016年,郑教授说,“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短缺时代。”“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研究界,都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环球网评论)

……

郑教授的一本新书即名为《知殇》,想必是这些观点的一个综述。

 


大体上,本人同意郑教授的很多观点。由于所针对的是中国的“知识”、“知识圈”、“知识体系”、“中国社会”这些比较笼统抽象的概念,也就不太可能被证明有错。毕竟“知识短缺”、“知识下行”的概念,并不像是商品短缺、经济下行等概念那样,可以用具体的统计数据做检验,因此也就难以得出不同或相反的结论。郑教授做出这样的论断,主要是通过与西方知识界相比,或者与历史上的“欧洲转型”时期、中国的学术繁荣时期相比,得出了一个整体观感。


既然当下中国没有涌现出一批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康德这等知识大师,也没有出现像王阳明这样的学术大家,就连钱学森的继任者也看不到,那么说你是知识界的“悲歌时代”,你有什么不服?


既然当下中国有这么多人研究马克思主义却没有几个人真懂马克思,这么多人论述“供给侧改革”却谁也说不清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那么说你是“知识短缺”、“全面弱智”,你有什么不服?

……

是的,不得不服。但这里还是有个很大的问题,一个郑教授很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在论述关于中国的“知识”问题时,被拿来当作论证工具的那些“知识”,看起来也不像是真知识。


欧洲的“启蒙时代”没有参照意义


  在关于“西方”的历史故事中,“启蒙时代”是一个重要篇章。这个时期(1685-1815)的欧洲各国,涌现出一批思想大师,包括一些奠定了现代科学基础的大科学家,和影响了整个现代世界的大哲学家,这些时代巨人就像是一座座巅峰一样,至今仍然令人高山仰止。


  由于今天的21世纪基本上还是那个时代的延续,未曾发生重大的转折,所以无论哪个国家,包括今日中国,只要转入了现代化进程,就都处在其影响之下,就好像本国历史上也发生了同样的思想革命、涌现了同样的思想巨人一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特殊的“启蒙时代”还可以在今天的任何国家里再次出现,尤其是不太可能在非西方的后发国家崛起过程中再次出现。就像是郑教授在质问中所隐含的那个类比:“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


  原因不复杂,这是因为17-19世纪欧洲的“启蒙时代”,实际上是欧洲历史的特殊产物,与基督教历史密不可分。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指出的,无非是“圣经信仰的世俗化”这一特殊过程的体现,他将其称之为“现代性浪潮”。

 

  按说,在没有圣经信仰的其他文明中,也就不会出现什么“现代性浪潮”。而之所以在中国这种典型的非西方国家里,也将“启蒙时代”和“现代性浪潮”理解成普世的、影响全人类的,甚至将自身文明也变相归入“圣经信仰的世俗化”进程中来理解,无非是因为受到西方列强的猛烈冲击,因为落后而挨打,不得不进行同样的转型,没有选择


  如果做个比喻,这就好比是两个人走在同一方向的两条路上,在第一阶段,甲因为误入歧途掉入了水塘,而乙因为避开了水塘一直走在平坦的原野上,乙就大大领先于甲;但是在第二阶段,甲因为落入水塘反复扑腾,而意外地学会了游泳,而乙虽然一直走得很顺却没有学会游泳;于是在第三阶段甲利用了会游泳的优势用大水淹了原野,迫使乙也必须靠游泳才能前进;结果率先学会游泳的甲取得了领先优势,而被迫从头学习游泳的乙,反而成了落后者。


  简言之,古代的欧洲就像是误入了宗教歧途跌入水塘的甲,历史学家将这段历史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但黑暗时期却使欧洲因祸得福,在“圣经信仰”和“自然法”之间长达千年的纠缠中,发展出一种被黑格尔称之为“理性的辩神术”的思辨传统,结果就像上述的甲,学会了游泳一样,从中孕育出了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大发展。


  启蒙和科学,都是作为基督教神学的副产品而出现的,正如游泳的技能是作为跌入水塘的副产品而获得的。这就是为什么“启蒙时代”和与之相伴随的知识大发展不太可能在其他文明进程中重现。


  中国古代文明之路成功避开了水坑,这不是错误而是成就,但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却恰恰又是因为这一成就来得太早,这也不是错误而是命运。没有人能早早就预料到文明发展到近代之后主要靠科学知识来推动,(甚至现在也很难看清未来改变世界的技术是什么)也不可能因此而责备古人没能从一开始就选择一头扎入水塘。


  看清楚这一点,也就明白了欧洲的“启蒙时代”不可能被借鉴来当作典范,也就不会要求今日中国在取得发展成就的同时再重现当日欧洲的“启蒙时代”。


  “游泳”的技能属于了全人类,欧洲人因为早早跌入了水塘而率先掌握了,中国人因为后来被大水淹了家园而被迫学会了。而学会了就好了,现在的竞争是在比谁游得更快、游得更远,最初的学游泳过程已不再重要——所谓都启蒙了。

 

中国古代也不可能与今日中国对比


  中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大师云集,百家争鸣,这一点无人否认。郑教授举了王阳明的例子:“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人。例如,王阳明是个大家,现在被炒得很红火。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阳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阳明学很快就会演变成一种庸俗不堪的宗教,不仅静不了人们的心,反而会搅乱人们的心。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国学’处处可见,人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而那些‘牛、鬼、蛇、神’则已经泛滥成灾。”


  平心而论,这个批评本人同意。在很多情况下,大师的思想也只能由大师来解读,正如伯牙鼓琴,也只有钟子期能听出里面的高山流水。今天的很多中国学人,对中国的文史传统缺乏基本理解,口口声声“五千年中华文明”,其实并不理解这个文明是什么,也就不可能看懂历史上每一代的学术都在试图解决什么问题,当然也难以读懂大师们的作品,只能将其置于到今日流行思潮中,套在“成功学”、“养生学”、“修身学”、“管理学”之类的现代商业框子里,歪批胡解一番。


  但是,郑教授以此作为论据直接得出中国知识的短缺时代、悲歌时代这一结论,却又出现了与上述类似的真假知识问题,本人就很难完全认同。


  还借用前面那个比喻。古代中国相当于是一个在原野上从容漫步的国家,没有线性史观,也没有彼岸意识,由于早早就避开了水坑,也就除走路之外再没有掌握其他技能、感觉也不需要。而今天的中国,却是一个纵身跃入世界竞争的汪洋大海奋力游泳前行的国家,成败与否全凭刚刚学会的游泳技能。而所有关键的知识都与如何快速地游上岸不至于呛水有关,至于应该如何优雅地走路,当前已经失去了现实指导意义。


  王阳明也好,陆九渊也好,程朱理学、先秦诸子,传统国学中的“知识”部分,真正能够应用于指导如何游泳的部分并不多。今天的人们读一些国学典籍,主要是有助于理解我们的前世今生,既明白大海之前是陆地,也知道沧海桑田可变换,也就是最近人们常说的“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明白这些其实已然不易,也就基本上有了文化自信。所以,也不太可能指望今天的中国学人完全读懂古代大师,更不能根据是否从读懂大师中产生了足够的新知识,来评判中国整个知识体系的整体水平。


  按照当年康有为的划分,来自“西学”的所有新知识,可以统称为“智学”,而中华传统学术则是一种超越性的“圣学”。“智学”虽然接近真理,但并不解决核心价值问题,人生和宇宙的终极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圣学”来解决。


  但难能可贵的是,清末民初的中国学人并未死守着“圣学”的优越感故步自封,他们看到了世界大势浩浩荡荡,明白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几乎是从零开始,走上了学习“智学”之路(开始学游泳)。《士人教育与匠人教育


  1898年,康有为再次上书清帝,为了让朝廷知道东邻日本在“智学”方面已经取得了多大的进步,他专门写了一本《日本书目志》,全书分为十五门类,罗列了数千册书的书名。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然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蒙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士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而吾数百万之吏士,问以大地、道里、国土、人民、物产,茫茫如堕烟雾,瞪目挢舌不能语,况生物、心伦、哲、化、光、电、重、农、工、商、矿之有专学新书哉!”


  今天的中国人不应忘记,当时的中国就是从惊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门类、照抄西方学术新书的书目开始的,而当时数百万之吏士“茫茫如堕烟雾,瞪目挢舌不能语”的极蒙昧状态,就是到今天为止这一个长达一百多年连续向西方学习新知识、并不断赶超的伟大进程的那个0号里程碑。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既不是欧洲“启蒙时代”的那一类,也不是中国古代大师经典的那一类,而是独有的一类,也就是一种关于尽快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的一类,关于“学习能力”的特殊知识。


  (又有哪个国家是在不断出“大师”呢?)只要简单梳理一下中国在新知识学习方面的历史,从0号里程碑开始,到今天进入世界第一集团这短短一百多年的惊人进步,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个“悲歌时代”,因为从很多方面看,中国实际上已经是世界第一,甚至说是“欢歌时代”也不过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观


  不知道郑教授最近有没有关注谷歌AlphaGo连续战胜人类顶级围棋棋手这个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通过人机对弈,新一代人工智能至少已经揭示出如下几个要点:
1)自我学习能力、举一反三的能力,是最重要的智力;
2)没有正确的历史记忆就不能很好地规划未来;
3)基础知识只是提高了自我学习的起点,机器完全可以从零起点开始通过反复试错快速达到更高的目标。


  这三点已经足够了,所以DeepMind团队将目前的AlphaGo称之为“通用型”学习系统,开发者宣称,他们正在开发出一种能够学习任何复杂问题的人工智能软件,协助人们处理一些“世界上最为棘手的问题”。而下棋软件不过是“AlphaGo革命”这场大戏的一个“片花”,一段小小预告片。


  有理由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很接近于一个由亿万优秀人脑组成的“通用型学习系统”。经过这一百多年的强化学习,尤其是近30年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的“深度学习”,这个系统已经逐渐成型,具备了超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和举一反三的能力,也具有超强的通过历史记忆规划未来的能力和通过不断试错从零起点开始无限接近预定目标的能力。


  与大量现成的基础知识相比,“通用型学习系统”的实际价值要高得多,因为如果只有前者没有后者,新知识的积累速度会很慢,而如果只有后者没有前者,任何新知识也都可以通过深度学习而掌握。可以说,一旦形成了一个由亿万个善于学习的“人脑AlphaGo”组成的“全社会通用型学习系统”,这个国家将是无敌的。


  前面说了,对于郑永年教授关于中国知识体系的一些看法,本人也基本同意。特别是对于郑教授所指出的,在权力和资本面前,中国知识界的一部分渐渐沦为其附庸,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生产者缺乏独创性和创造力,没能出现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知识繁荣局面,本人也持类似看法。

  而与郑教授的观点有所不同的是,在总体评价上本人并不悲观,更不认同中国将进入“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这样的结论。中国一代一代年轻人的知识体系,远超上一辈。


  由于准确评价一个国家的“知识体系”并无统一标准,本人与郑教授所采用的论据有所不同,所以本人既看到了“悲歌时代”的一面,同时也看到“欢歌时代”的一面。


  就此与郑永年教授商榷。


作者:文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2017年6月12日。

 

------------------ 网友点评----------------

1、搞两弹一星的不是知识分子?搞杂交水稻的不是不是知识分子?搞空间站的不是知识分子?搞高速铁路的不是知识分子?搞青蒿素的不是知识分子?搞飞机航母的不是知识分子?能造青藏铁路和粤港澳大桥的不是知识分子?非得是哗众取宠口无遮拦的小丑才是知识分子?


2、想当官的可以“争名于朝”当官就别想发财;想发财的可以“争利于市”但是发了财必须绝缘于官;想出思想成果的可以“争智于孤”因为思想和智慧的火花从来都是个体苦修的成果。这三者最难兼容。


3、应该是中国的社科类进入了“弱智时代”,理工科类的人才中国不可谓不多,成就也不可谓不丰富。但是在文科、社科类,比如媒体界、史学、人文类等,基本上话语权是被西方引导和构建的。“崖山之后无中国”之类的论调不时有“学者”发出。拾人牙慧,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自己构建的体系。


4、老郑本身就是个文科“非大师”。


5、孔孟老庄、管仲乐毅、苏秦张仪、商鞅王安石、司马迁董仲舒、王夫之顾炎武……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国的思想家连绵不绝,没有在世界占主导地位?那是当朝者闷声做大事!现在要讲究个“软实力”要适应“价值观输出”,一大波思想正在编辑成册中,请查收!

 

6、做“顶层设计”的大师不需要多、而在于精。大海航行靠舵手!


7、不是没有,而是媒体宣传的少。甚至是有意或无意的打压一些观点看法!《北京大学国发院姚洋:亟待反思去杠杆!

 

8、韩毓海:岂有文章惊天下,漫到书生事不成,百年一觉浮沤里,悲欣交集说摩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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