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常见的误解
上篇文章《一个千古之谜：墨家为什么会消亡？》写墨家思想，有人认为，墨家讲了很多科技内容，如果中国古代用墨家思想治国，那中国就会成为科技强国，不至于后来落后挨打。然后更进一步，又认为，中国科技落后，都怪儒家思想，里面也不讲科技。甚至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儒家是反科技的思想。是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反动腐朽力量。这同样也是误解。还有诸如李约瑟之问，为啥现代科技，不是起源于中国。这个问题，也是出于误解，所造成的错误观念。
这些观点很常见，但却是错误的。是因为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才导致的错误认知。本文我们来把这些问题，都来说清楚。同时，本文也回答一下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后来中国教育，很难再出科学领域里的大师了。
古代的社会分工，和对应的分类教育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士农工商的说法。
士，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从事治国工作的公务员。古人讲的治国，不是指皇帝一个人是事，而是面向所有的公务员来讲的，作为国家官吏，怎么治理国家。或者更通俗的话来说，成为合格的士人，对应在我们现在的社会，要么去做官，去参与管理国家公务。要么去其他组织里面，做一名管理者。
农，这个我们都好理解，就是讲怎么种地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农村，农业，和农业工作者。
工，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工业。一些人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工业，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士农工商，工就是指工业。要做好工业生产，就必须要有制器的技术，也就是要有制造业。要有制造业，就要有专业的工匠。在古代，有专门的技校来培养匠人。中国古代的制造业，发达到什么地步呢？有一个成语，叫巧夺天工，就是专门用来形容中国古代制造业的水平的。
商，这个也好理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做生意，经商，做贸易，市场经济。现在很多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市场经济，这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不仅自古以来就有市场经济，而且我们的市场经济，在几千年前，就达到了历史巅峰。
《列子》一书中说：“农赴时，商趋利，工追术，仕逐势，势使然也。然农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败，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这段话说的很好。从事农业的人，看到节气到了，就得马上播种。从事商业的人，看到有利可图，马上就会去做买卖。从事工业的人，对科学技术是钻研是没有止尽的，就像把器物制作的更巧更好。从事管理工作的士人，则要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当上官了则要把所有环节都烂熟于心，统筹兼顾，把国家分派给自己的地区管理好，把各项公共事业都管理好。
知识背景交代完了。我们接着往下看。
为什么儒家不讲科技？
为什么儒家的典籍中，不讲科技内容呢？因为儒家是士人教育，面向的是士人这个群体，不是工这个群体。儒家讲的，是怎么做管理者的学问，也就是怎么做士，怎么做公务员，怎么参与治国。不仅儒家是士人教育，道家和法家，也都是士人教育，也都基本没有讲怎么打铁织布之类的内容。
看到这里，有人要说了，凭啥有的人当官，有的人就要去打铁呢？这是不是不公平呢。
有句话我们想必都听说过，叫学而优则仕。我们现在的人听到这句话，就用它来揶揄我们古代的文化，说是官本位。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开始了其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培养“贤才”和官吏，以实现其政治思想。在教育的对象问题上，孔子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
古人对管理人员的选拔，是从社会基层开始的。国家官学教育，每个乡都有学校，并不是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只有贵族的子弟，才能学习怎么做管理者。像孔子孟子，他们都不是贵族子弟，都可以有机会接受士人教育。
也就是说，小时大家都有机会接受是士人教育，长大后都有机会当官。分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学生十几岁的时候，国家会进行一次普遍的选拔，有些学不下去的，就去上技校，去做农业，或者去做工业。
家里没地的，没工业作坊的，就没法做工业农业。不得已，才只好去做商业。所以，古人看不起商人。那些士人教育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对口的工作这样的读书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做医生，或则去青楼里面给人写曲子，比如柳永和关汉卿这样的，就进入娱乐圈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其实是句自勉的话，很多时候，做医生是古代的读书人，没有出路了，才给自己找的一条后路。
有些成绩好的，则被定向培养为管理者。我们想一下很容易理解，做管理者，需要更高的智力和能力。所以，这种选拔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等学成了以后，长大就是要做官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学而优则仕的本意。
我们看《论语》和《孟子》等，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读书人，怎么一辈子就是到处求职做官呢？尤其是子张问禄那段，就是问怎么才能当好一个官吏的意思，针对性特别的强。因为他们学的就是怎么当官的学问。孔子的弟子，后来毕业后，很多也都去做官了。对这样的士人来说，让他们种地，他们是不会种的，让他们做工业，他们也不会的。一方面是专业不对口，另一方面是做那些事浪费他们的才能。
子张为什么不问孔子怎么打铁，怎么养蚕，怎么织布呢？因为那些内容不是培养士人的必修课，也不是他们应该掌握的技能。
如果让管理者们，在课堂上学习打铁。让打铁的工匠，去学习怎么做一名管理者，那这个社会就乱套了。必然会造成，做管理工作的，既做不好打铁的活，也做不好管理的活。也会造成，打铁的匠人，既打不好铁，也做不好管理的活。
儒家典籍里面，为什么不讲科技内容呢？上面就是答案。
并不是儒家不讲科技，也更不是儒家反对科技。儒家只是教人成为优秀的管理者，管理好那些农民工人和商人，并给他们做好服务。
可见，儒家非但不反科技，还是国家工业技术最大的背后支持者。荀子说，人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句话非常能表明，儒家对工业和科技的立场，人要利用物，把物转化成可利用的器物，来为人的生活服务，就必须得大力的发展工业科技。如果儒家反科技，那根本就不会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在国家经济序列中，直接把工剔除就行了。
古代的技校，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学
古代的大学教育，和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古代的教育，是以士人教育为大学。我们现在的教育，则是以匠人教育为大学。古代是以士立学，指导农工商。现在是以工立学，指导士商农。
我们现在的大学都教什么呢？比如，化学，机械，汽车，电子、军工制造，农业养殖，纺织，材料，等等专业。也就是我们现在人，所理解的理工科的科技。
我们翻开《天工开物》这本书，会发现，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这些。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冶铁、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
天工开物，就是古代的一本技校教材，讲的全是科技内容。可见，我们现在的科技立校的大学，相当于古代的技校。
那有的人要说了，研究生和博士呢，应该不是技校了吧？以工为主导的大学教育，硕士和博士，和大学生的区别，就在于七级钳工，八级钳工，和六级钳工的区别。区别只是技术提高了，手艺提高了，但是依然是匠人。
古代的学士和博士，都是用来指士人，而不是用来指匠人的。
那我们现在的文科教育，能对应古代的士人教育呢？也对应不起来。因为我们现在的文科教育，说到底也是教人手艺。并不是教人怎么做德才兼备的管理者。比如，怎么写论文、怎么捣腾模型、怎么编曲子、怎么绘画，这些都是手艺活，属于广义上的匠人教育，而不是教人成为管理者的士人教育。
这也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同样都是教育，为什么古代的大学，教育出来的人是孔孟颜回这样的人，而我们现在教育出来的大学生，怎么不怎么太懂道理呢？对国家对社会，怎么漠不关心呢？怎么心里缺乏道义呢？怎么都考上最高学府了，还去杀人呢？
这很容易解释，因为他们没有受过孔孟这样的士人教育，他们没学过的东西，当然不懂了。他们读的，其实只是个技校。技校里面，只教人怎么做手艺活，接受的只是匠人教育。而匠人教育，并不教人怎么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
讲完了儒家为什么不讲科技，我们接着讲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墨家的典籍中，要讲科技内容。
墨家为什么要讲科技内容？
为什么儒家不讲科技内容，而墨家要讲科技内容呢？因为儒家是成型的社会分工体系中，所产生的成熟的社会分工：有做官的，有做工业的，有做农业的，有做商业的。一个成熟的稳定社会，必然是这样的社会分工。
管子说，圣人者，善于分民也。也就是说，一个治理有方的社会，必然是分工秩序非常良好的社会。领导者，要让擅长做什么的人，都去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做自己擅长的事。反过来，如果社会分工混乱，这个国家一定是治理不好的。
而墨家和当时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平行的。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另一套经济体系。也就是说，墨家自建了一个国中之国。或者说，像一个超级黑社会组织。在这个国中之国里，墨家对他们所管辖的地方，不仅有立法权，还有司法权，可以动私刑。而且，墨家还有一套自己的财税体系。更可怕的是，墨家还有一套独立的军事力量。
作为国中之国，墨家另外又弄了一套独立的分工体系。在墨家建立的这套地下社会秩序中，有做管理的，有做匠人的，有做农业的，有经商的。
墨子按照能力的大小，把墨家弟子做了三类分工，能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也就是谈辩、说书、和从事三组，并加以训练。比照着士农工商，墨子自己又设计了一套新的社会分工体系。
比我我们大学校园中，街头上，公园里，经常看到神神秘秘的陌生人，靠过来莫名其妙的说一句话，同学，你相信爱吗？还有那些发传单，发小册子的，一听就是推广夷教的。其实这套传播方法，就是跟墨家学的。几乎所有夷教的传播方法，总源头上都是跟墨家学的。也难怪满清时期很多人认为，基督教是起源于墨家。
对于这些能说会道的人，智力比较高的人，墨家就让他们去国家上班做公务员，同时，暗地里依然要接受墨家的控制。领了俸禄，还要捐献一部分上交给墨家。
那些从事的人，就训练为匠人，训练为专业的雇佣兵。而这些针对从事者一组的人的教育内容，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墨家典籍中的科技部分。
有了强大的匠人集团，能进行军工生产，有训练有素的强大雇佣军武装力量，这样就可以通过帮人打仗来获得收入。比如强国攻打弱国，墨家就可以保护弱国，让弱国购买雇佣军服务。可见，天下越乱，越符合墨家的利益。如果那天国家太平了，大家都不打仗了，墨家的雇佣军生意，就会失去市场。
除了雇佣军服务，墨家还有杀手服务。因为墨家不服从国家法律，他们自己弄了一套法律，弄了一套私刑，他们想杀谁就杀谁。帮人杀人，自然也是要给钱的。
从财税角度看，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天下太平，不打仗了，墨家的三大块收入都没了。墨家也就失去了长期存续的经济基础。再加上政府的武力剿灭，墨家也就逐渐的销声匿迹了，悄悄转入了地下发展。也成为了后来诸多夷教的根本原型。
墨家为什么要讲科技，这个问题，我们也讲清楚了。
李约瑟之问，中国科技为什么后来被西方人超过了？
我们有几千年的工业科技基础和传统，为什么后来突然就被西方人给超过了呢？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让中国人如鲠在喉。甚至有人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不行了？不然怎么会被人超过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理解当时的白银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白银流到哪里，哪里就有战争，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匠人的涌入，哪里就有工业科技的需求。
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中央出让了币权，从资本家那里，换到了财权。承认白银官方货币的地位。这笔交易，让白银成为了世界货币，取代了中央货币，这是后来一些列历史演化的总根源和基本动力。
为了争夺白银，商人逐利的本性，为了多赚钱，让江南的资本家，还有山西的资本家，控制了进出口贸易，而且还是两头吃的垄断进出口贸易。这样的话，如果毁掉中国的民族工业，孵化和培育洋货，这样就可以通过进口垄断，获得对市场的绝对垄断，就可以想赚多少赚多少钱。
明朝晚期，连军工生产都被荒废了，只能进口大炮。并不是当时中国的军工产业不行，而是中央失去了对贸易的控制。武器专家赵士祯，多次上书崇祯，要求重建国家的军工产业，我们当时的技术是遥遥领先的。但是赵士祯们的主张，受到了官商集团的抵制，他们进口葡萄牙荷兰的大炮，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进出口贸易，不仅让中国的资本家们，赚到了更多的白银，也让西方人在白银供给中，完成了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比如西班牙的崛起，就是纯属给中国供应白银而兴起的。于是呢，中国的科技，就流入到了西方人的手里。而我们的资本家们，因为要垄断进出口贸易，刻意的毁掉了中国的工业与科技。这一正一反，就表现为西方的进步，和我们在科技上的没落。
这就是李约瑟之问的答案。
钱学森之问
我们讲完了李约瑟之问，再讲讲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说的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新中国的很多科学巨匠，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民国时期完成的。比如钱学森本人，邓稼先，郭永怀，钱三强，王淦昌等等科学大师们，都是在民国时期完成的基础教育。
而我们后来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来这么多的、杰出的大师级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呢？他们不仅科学上的造诣是登峰造极的，而且他们在道德修养和人格情操上的修为，也是满心的家国情怀，为国为民的顶天立地的士人风范。
根本原因是，他们都是按照传统的教育模式来培养的，通俗的说，都具有扎实的旧学功底。也就是说，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经受过了士人教育。然后西方的学问进来了，又转向了匠人教育。
我们打个比方来说，让孔子学打铁，他能学好吗？当然能学好，而且是他做打铁的活，肯定能绰绰有余。因为学而优的人，是全方面的优秀。能通过士人教育选拔的人，再去做更简单的匠人工作，显然会绰绰有余。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叫智力上的降维打击。
为什么孔子要说君子不器呢？是说作为管理者，不能瓶瓶罐罐的，都要事无巨细的亲力亲为。管理者应该看全局、抓管理。不是不能做，只是做那些事情不值得，不划算而已。
以匠学育匠人，止于匠。以士学培匠人，则达于师。既是巨匠，也更是高士，他们是士人教育和匠人教育的完美结合，这些大师，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只是学门手艺，找个工作，养家糊口，大师是肯定做不了的。因为缺失了士人教育与修行，他的心里，很难想伟大的事业，也难有更伟大的抱负。一个人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的话，抱负是不可能伟大的。只有为国家、为人民而活着的时候，才能把自己的个人命运，和宏伟的家国民运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如果能在学生年轻的时候，就把士人教育作为基础教育，来给他们打底子，想必未来一定能培养出来很多大师。
这种为伟大的目的而活着，为伟大的命运而奋斗的精神和动力，以及所爆发出来的伟大的智力和能力，单纯靠匠人教育是教不出来的，它们都是源于士人教育。新中国的那些璀璨的科学巨匠门，大师门，国之栋梁们，他们就是士人教育和匠人教育，完美融合的结晶。
钱学森之问，我们也说清楚了。
（原创：至道学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