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国能提供资本”

    然而，廉价的劳动力并非驱动Evergreen Solar在中国设厂的最主要原因。将工厂移至中国确实能节省约90%的人力成本。完成相同的制造工作，雇用一位美国工人的月工资大致为4000美元，而雇用中国工人则只需300美元。不过，人工成本在整个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环节中仅占5% 。
    和新能源的很多其他领域相似，太阳能行业是一个高度资本密集的行业，要在太阳能光伏制造业获得持续的竞争力，就需要拥有充足的资金支持。
    2000年，Evergreen Solar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14美元。2007年底，股价飙升至历史高点，达到每股103美元。然而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给Evergreen Solar带来了巨大冲击。根据《彭博商业周刊》的报道，这一直接经济损失达到3亿美元。其后，Evergreen Solar向联邦政府申请贷款等融资，屡遭挫败。因为美国联邦政府的资金原则上仅支持研发阶段的投入。一旦研发成功，进入市场化阶段，政府就不再介入，而由自由市场来决定公司成败。
    2008年底在与中国合作伙伴的接洽中，Evergreen  Solar获得湖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3300万美元的贷款，这笔融资能支持在中国兴建一家硅片工厂所需投入的2/3。相比马萨诸塞州提供的政府融资，2000万美元仅够负担建造Davens工厂5%的成本。湖北政府的支持对于陷入资金危机的Evergreen Solar，确实解其燃眉之急。
笔者在与金风科技（美国）的一名高官对话时，也听到类似评价：在风能领域，目前仅有中国能提供资本，美国和德国都没有资金投入大规模的风能项目。

 
中国模式优与忧

    在清洁能源领域战略布局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果。
    根据美国PEW慈善信托投资基金会PEW环境集团今年3月发布的《谁将是清洁能源的赢家》报告，2009年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达到391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2010年，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544亿美元，较2009年增长39%，相当于2004年全球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的总值。仅在风能领域，中国的投资就高达450亿美元。
    2010年中国清洁能源产值达到640亿美元，占GDP总值的3.1%。不过，清洁技术包括清洁能源的投资回报率却令人担忧。
    在过去两年中，笔者在Arthur Blank 创业研究中心与Julian Lange、William Bygrave、Edward Marram教授的团队跟踪了全美获得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的近1000家清洁技术企业。在2000年至2010年，共有52家公司上市。通过计算这52家上市公司的风险投资IRR（内部收益率），我们发现首轮风投的内部收益率中值为26.1% ，收益率范围为－10.4%～140%。第三轮风投的内部收益率中值为24.5%，收益率范围为8.1%～184.5%。相比风投普遍期待的首轮投资回报率80%，晚期投资回报率40%，有相当大的差距。而对比Bygrave教授之前所做的计算机行业软件、硬件以及互联网公司的风投的首轮投资内部收益率中值分别为124.8%、148.9%和506.9%。
    理论上来讲，上市公司代表着近1000家被投资的清洁技术公司中最成功、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部分。在这52家公司中，盈利的仅有14家。
    风险投资在清洁技术领域的回报尚且如此，那么中国的这种政府公共投资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就更加值得思考。近期频频曝出的“产能过剩”、传闻中的“鬼城”等新闻似乎就传递出某些危险讯号。

 
美国模式之鉴

    反观美国，在清洁能源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领域以60亿美元的投入位居第一，投资金额占 G-20国在该领域投入的3/4。不同于政府公共投资，私募和风险投资以回报为唯一的目标，虽然不排除盲目性，但更为透明、更为有效，也被证明是技术创新与发展的有效推动力。
    2009年美国风险投资在清洁技术领域的投资减少48%。风投远离太阳能、风能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而投资回报快的能源效率、智能电网、能源管理解决方案则获得青睐。根据Debbie Van Der Hyde女士的报告，在能源效率领域的融资事件绝对数目由11%增至61%，交易数目在整个清洁技术领域跃居第一。在中国抢占风能、太阳能等行业老大时，美国在能源效率（energy efficiency）和技术解决方案上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即使不能解决中国对能源的全部需求，但也值得借鉴和学习——要知道，诸如通过绿色建筑、节能灯推广等方式就可以节省出几乎三峡大坝的年发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