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教授的佛山之问：中国商品为什么卖不出好价钱？这是一个刺痛中国制造业的问题！但我认为是个伪问题。

近日看到2025年9月27日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佛山企业家日暨人才发展大会上，当着一屋子企业家，抛出了一个让全场沉默的问题：“今天我们的产品质量并不比别人差，为什么卖不出别人那么好的价钱？”我们的产品不输国际品牌，品质顶尖，利润却薄如蝉翼。我们攻克了技术的珠穆朗玛峰，却迷失在价值的十字路口。很多媒体评论说：北大教授周其仁用一个尖锐的“佛山之问”，道破中国制造业最深的痛：输不在制造端，而在于“会造不会卖”。
……

我想说：如果站在更高的视角和层面看，周其仁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个伪命题。

我就追问周教授一句，你说“要找到好客户”——找不需要算成本吗？有好产品客户为什么不主动找过来？都怪销售不行吗？客户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吗？而更重要的是：产品卖的贵才好吗？

我认为，中国生产=必然更便宜，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结构性优势！商品的高利润很快会消失，这才是正经搞“工业化+市场化”后的必然结果和规律！

中国制造带来的“低价化”是工业化的伟大胜利，而非失败！是走向真正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但历史的另一面是：工业化本身不自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历史上，英国工业革命也创造了惊人的产能和大量廉价商品，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和“贫民窟”问题同样触目惊心，产能的“极大丰富”曾经和工人的“极度贫困”并存。“生产和分配的双重错配”恰恰就是历史性课题。它提醒我们，仅有生产端的胜利是不够的，分配端的改革必须同步甚至超前，否则产能过剩可能演变为经济危机，而非福利源泉。

国内不少行业的龙头企业（如汽车、光伏、冶金…）媒体都曾报道过他们一起开“反内卷”大会，倡议互相监督都不要低于成本卖货……做生意卷到这个份上真的感慨万千！卷成这样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这个生意没什么大的差异化，技术都可以追平，比的就是成本控制，而成本与规模天然相关，做大规模是一种天然冲动。但更重要的是融资也容易，且有当地政府扶植等非市场化因素，各地招商引资都出优惠政策、为了GDP都要求落地生产线，导致上马时更加非理性，所以产能难以市场化出清，供给过剩几乎无解。

但我同时觉得，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对“产能过剩”，可以有新的经济学解释！如果要超越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对生产关系的解释)，那么超越“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就是核心、就是必须要颠覆的一步。现有的生产最大化也许是“政策失误、资源错配”的结果，但这种“失误”里却客观上蕴含着某种超越于我们原有经济学思维定势的能量：在“产能过剩”的同时，我们关于分配的认识和措施还是资本主义的，所以造成了生产和分配的双重错配，没有把“生产最大化”转化为国民的真实福利和获得感！根本不是“卖不出好价格”的问题！

周其仁说，中国企业“会生产不会销售，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应该找到高品质客户”……我认为这是周教授把“多维博弈”简化成了“找到好客户”这样的简单叙事，其实经不起推敲，稍微琢磨一下就能看出他是在忽悠。产品价格和利润，最终是由市场多种因素博弈决定的，包括：生产成本、营销成本、税务及政策成本、品牌、性价比判断，是综合博弈的结果。周其仁的模型：好产品+好客户=好利润，是单变量思维，严重简化了现实！但事情没他说的那么简单。

我追问一句“找到好客户”——找不需要成本吗？即便走出去销售端实现了“价格更高”但这个利润能支持去国外建立和维护一个销售网络吗？品牌建设、海外渠道、售后服务，“找到好客户”的代价也可能会吃掉更多利润。再有，今天的好客户就一定愿意明天也持续付高价吗？他不会比价？
周教授说中国企业的问题是“会生产不会找客户”？那反过来，如果性价比高，好客户为什么不主动找过来？客户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吗？

周教授说价格取决于“客户认不认”。其实，生产、运输、销售、税费、政策…全在影响利润。
客户也不是傻子，他会算账！假如中国产品质量好但“贵”一些：
中国产品：品质95分，价格99元 → 性价比 = 0.96
德国产品：品质90分，价格80元 → 性价比 = 1.12
越南产品：品质80分，价格70元 → 性价比 = 1.14
印度产品：品质80分，价格65元 → 性价比 = 1.23

拿汽车配件举个例子，比如：新车的节温器普遍是质保3年，一般能用5-8年，原厂价格200元。副厂杂牌质保普遍1-3年，一般能用1-5年，价格100元。整车厂和4S店用原厂件，电商平台和私营汽修厂普遍售卖副厂杂牌件，销量也很大。你说哪个是好客户？客户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来选择。

如果站在更高的视角和层面看，我认为周其仁的这个观点其实是个伪命题。
周其仁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里提问题，
而我要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终局逻辑里看问题。
这不是对错之争，是楼层之争——他在3楼看风景，我在30楼看全局。

主要原因是2点：

1、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工业产能大于G7之和，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巅峰，并将继续发展！中国的工业商业已经从“做个好产品就能暴富”的增量时代，进入了“存量深耕”的淘汰赛。以前靠信息差、靠胆量、靠风口就能起飞，现在信息透明、竞争激烈、利润不断压缩，不再是“一招鲜吃遍天”，拼的是谁能在细分领域扎得深、谁能持续创新。利润高的只能是新技术新产品，且高利润也只是一时阶段，之后都会越做越便宜，这是工业化的必然。

2、商品卖的贵才好吗？对于当前的很多企业来说，那是当然，但对于消费者、整个社会、国家，并不是如此。一个成熟的商品只要中国生产，依托产业链优势和规模优势，就必然更便宜。我们是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高利润终会消失，因为利润本身就不是发展的目标和追求——社会将实现按需分配。

【这暗藏着中国经济的最大悖论】：也是“追赶期\补课期”的悖论：社会主义进入高级阶段，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需要一个前提：生产力极度充沛。在那之前，利润是调动资源最高效的信号！没有利润驱动，就没有人愿意投XX亿去研发next-gen芯片。

中国要大力发展实体产业、要保持世界工厂，又要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真要拉内需就必然要求工资水平大幅上升，那制造业成本就会上升，中国人的工资普遍上涨到发达国家水平，我们还能不能保持产业优势？工厂要有竞争力就需要减少成本、技术进步推动无人化同时推高效率，掌握平台和资源的精英与被平台和技术压制的底层，差距越来越大——这个悖论的张力是真实的，且很多人回避，主流叙事要么喊消费升级，要么喊出口导向，却很少正面承认这个内在矛盾。

盯着利润的同时，也要盯着分配。否则，就是矛盾的。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核心标志——就是分配制度的变革。



论点一：中国生产=必然更便宜，这不是中国的问题，是结构性优势！

中国工业产值超过G7之和（美+日+德+英+法+意+加），全球制造业占比超过1/3，是人类有史以来单一国家最高！工业门类拥有联合国分类的全部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唯一全覆盖的国家！一部手机，深圳市方圆50公里内可配齐所有零件，各种产业链完整度世界最优！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任何一个成熟商品，中国来做，就是会更便宜。这不是“卖不出好价钱”的问题，这是人类工业化的最高效率在中国兑现了。若单从利润这一个维度看，太狭隘了。

核磁共振仪从3000万降到300万——周其仁觉得是悲剧，我觉得是“庶民的胜利”！
国产汽车对标甚至超过传统豪车，价格不到其一半——周其仁觉得是悲剧，我觉得是“庶民的胜利”！
……



3000万一台的医疗设备变成300万，全中国的县级甚至乡级医院都用得起了，这不是胜利是什么？

盾构机从4亿降到0.4亿，周其仁看到的是“卖不出好价钱”，而我看到的是全中国的路网越来越发达、地铁地级市都修得起了，交通强国的口号不再是口号，这对整体的拉动有多大？这不是胜利是什么？

光伏从30元/瓦降到0.6元/瓦，周其仁看到的是“利润薄如蝉翼”，而我看到的全国的电力更有保障，是全球能源转型的成本被中国打下来了。人类双碳目标更有可能达成。这不是胜利是什么？
……
……

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商品越便宜→消费者剩余越大→社会总福利越高→这才是大规模工业化的结果和优势。





周其仁教授说：中国产品品质顶尖，利润却薄如蝉翼……这其实需要细分情况来看！

1、中国有很多高品质产品，也拥有高利润！并不是所有品质顶尖的产品利润都薄如蝉翼。尤其是科技含量高的新型号新产品，利润也高，但技术门槛一段时间后总会被拉低，迭代，这是高度工业化的必然趋势。

2、大部分情况下，高品质产品价格更高，利润如果薄如蝉翼也是有诸多原因比如：
2.1国内企业间互相竞争太激烈。或国产高品质产品与国外低品质产品并没有形成遥遥领先，生产、运输、销售、税费、政策…很多环节都在影响利润，不是品质高就一定利润高。
2.2产品本身的质量好坏对使用效果影响不大，市场更愿意采购低价凑合着用；
2.3国外政府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压低中国产品利润。



论点二：商品的高利润很快会消失，这是工业化的必然规律！
看看当年的桑塔纳、大哥大、数码相机、导航仪、CT机……
每一次“卖不出好价钱”，都是工业化把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的过程。
周其仁看到的是“企业利润太低了”，我看到的是：普及，全社会受益。
这不是失败，这是真正文明进步的标志。



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不是利润！
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目标是共产主义，那“卖不出好价钱”就不是问题——恰恰是我们正在做对的事情的过程。宾利、法拉利、保时捷、劳斯莱斯……年度销量都是2位数下滑。过去那些所谓豪华汽车、高端化妆品、进口机床、欧美服饰，靠“贴标”割韭菜的品牌红利正被“技术平权”一步步终结。

苹果手机利润率40%+，这在资本主义里是成功，在社会主义视角里是什么？是垄断，是全球消费者在为一家公司的超额利润买单。中国把手机价格打下来，让农村人民、非洲人民也用得起智能手机——这看起来是“太卷了，卖不出好价钱”，在我看来：这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应该干的事。

当然，我们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就是在补课，补资本主义阶段的课。中国用40年走完了西方200年的工业化道路，生产能力已进入世界第一梯队，但规则秩序、品牌认知、渠道网络、货币地位，依然还需要追赶。毕竟当年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当前阶段有一个现实张力，也是“追赶期\补课期”的悖论：社会主义进入高级阶段，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需要一个前提：生产力极度充沛。在那之前，利润是调动资源最高效的信号！没有利润驱动，就没有人愿意投XX亿去研发next-gen芯片。



周其仁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现有框架里他看到了问题，给出了他的优解。
而我，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企业产品的定价问题，而是整个人类工业化的必然归宿。

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不是中国商品的失败，是中国工业化的成功！高利润很难持续，高利润本身不是目的，让全人类用得起好东西才是。不是争商品的高价，是争文明的高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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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卷挺好的，让产品价格抹零、利润溢价归零，让技术快速迭代发展、让创新迅速普及……同时每个人又都会去劳动、去产出。其实这是高级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在萌芽！

但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经济讲究创造利润、讲究让资本支配撑起整个经济体系跑起来。溢价的出清（砍去利润）不是第一位的，创新的普及也不是第一位的。持续的利润、高额的利润，才是资本主义第一要务。

中国社会的内卷，治理是方向应该是优化和改革社会生产关系：让新质生产关系适配新质生产力，各项制度尽快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升级到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

我们的官方媒体和社会舆论，为什么要大力宣传、推崇、赞美“xx年不涨价”这样的行为？

中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大国，企业在一个市场化环境下竞争，资源不搞垄断、有大量的企业竞争，怎么可能形成高利润？有高利润也只能是一时，创新搞出新品，但很快就会有竞品。如果总是高利润，要么是政策保护性的；要么是在竞争中形成优势后把其他企业都弄死了，形成少数头部企业，变成垄断的状态，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平台经济和垄断企业越做越大，不加管控，社会的资源集中在少数头部企业手中，社会创造的价值，被少数企业和股东拥有，攫取高额利润，几十亿都觉得少，要几百亿、几千亿……这样下去，社会一定会出大问题。

关于“产能过剩”、“利润最大化”这些概念，我们都需要解放思想，超越现有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重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