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

　　说起自己的大学同学，江亿院士颇为自豪，当时的32位同学，现在大多还在干本行，并且很多成就卓著，包括建筑大师、设计院院长、院士、上市公司老总，等等。

　　但说起大家成功的秘诀，他又感到有些不解。

　　以他自己为例：初中没毕业，高中没上过，到了大学社会并没有提供一个安稳读书的环境。江亿说，那是一个灾难的时代没有错，但不能仅是简单的全面否定就算了，等自己退休后有时间了，一定好好研究研究“这是怎么回事儿”，从中挖掘出些有益的启示。

　　江亿是天津人，当数学教师的父亲给了他极好的数学头脑。然而他初一时就遭遇“文革”，很快又随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洪流来到内蒙古四子王旗半农半牧区种了5年地。此地后因是“神五”着陆点而闻名于世。

　　五年的插队生活，条件之艰苦自不必描述，那种状况现代人可能已经无从想象，但在江亿院士的回忆中却只是轻描淡写，倒是7名知青劳动之余对哲学共同的“酷爱”让他娓娓道来。他记得那时他们在油灯下攻读甚至可说是“研究”的经典著作有：《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欧洲哲学史》《欧洲文艺复兴史》等，他们就是要从伟人们的论述中寻找对现实中诸多困惑的解答。

　　5年的重体力劳动，他们学会了各样农活，锻炼出一副吃苦耐劳的筋骨，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会进行“哲学思考”的大脑。如今，7位“战友”中有国家的副部长，大型国企的董事长、总工，跨国公司的董事长、工程院院士，可说是事业辉煌、个个成才。

　　1973年底，江亿参加了文革中仅有的一次高考而进入清华建工系暖通专业学习。次年3月“开门办学”就开始下厂劳动，从二七车辆厂、878电子厂，到参加援藏团，他们的大学其实是在工厂里度过的，一起下厂的老师们，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给了他们许多难忘的教诲，从工厂里那些钳工、车工师傅们身上，他们也学到了实际生产的本领。这样，到毕业时连小学文化程度的同学也都能够作设计了。江亿说，实践也许是最好的老师。

　　1977年1月，他们结束了在清华的学习，江亿被分配至甘肃兰州504厂，在车间干了近两年设备运行、维护。1978年9月，当得到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时，清华的老师立即告知几位“才子”回校应考。从此，江亿才开始在清华真正地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这样做学问

　　从硕士到博士再到院士，纵观江亿的学术之路又跟别人迥然不同，他是把大量的精力、时间放在了书斋和实验室之外：地铁里的温度控制、为苹果产区的农民解决储存难题、帮助北京市政府解决冬季大白菜的储存……这些让一般人看来，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但实际包含很深的学问，是人民经济生活中急待解决的难题。

　　江亿说，自己从十几岁就与农民、工人在一起生活、劳动，如果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江亿是在读硕士的时候成为最早研究北京地铁升温问题的人。那时没有什么课题立项，也没有研究经费，只是说有这么个难题需要解决。他常常带着几个本科生半夜两三点钻到地铁里去测试，为了让学生们多干一会儿，他付给的“加班费”是一块水果糖。

　　水果的产地储存是困扰我国苹果种植业和苹果产地经济发展的瓶颈，也一直是国内外科技人员攻关的难题。1982年起江亿就参加了由山西省农科院主持的国家“六五”攻关重点项目《苹果的产地储存技术》，负责其热环境原理研究及性能优化。他们利用当地现有的条件，为农民设计出窑洞储存苹果的土办法，就是打出几十米的窑洞，再在里面修一条通风道，让空气流通起来，通过调节窑洞内外空气的流通来调节温度，这样不管是春夏秋冬里面的温度就被控制在0-6摄氏度。配合他们研究的“自发式气调技术”，实现了与现代化储存手段完全相同的储藏保鲜效果。他清楚地记得，在窑洞里储存的苹果，到来年“五一”吃还是脆的。江亿说，我们的储存技术可以说做到了全球第一的水平，对苹果种植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那几年他到各地去都是乘火车，有座就不错了，常常是站票来回。他估算过，一年中光站在火车上的时间就有近一个月。辛苦是辛苦，但农民的劳动果实，存到春节再卖一斤可以多挣2毛钱呢，他的成就感至今还是溢于言表。他也因此交下了好多的农民朋友。

　　上世纪80年代过来的人一定还记得“冬季大白菜”的分量，那可是北方老百姓冬季数月几乎唯一的“当家菜”，政府为了稳定菜价更是煞费苦心，其关键问题又是储存。难题是来自北京市蔬菜研究所，江亿与在京的一位美国教授合作，应用采后生理学最新成果，找到了要求的控制参数和白菜腐烂的主要原因——乙烯浓度问题，终于与北京蔬菜所的研究人员一起，设计出新的储存办法，之后在北京市全面推广，后来连新疆伊犁的人都过来参观学习。

　　80年代中期，江亿先后为内蒙赤峰、辽宁沈阳等城市热力公司进行热力管网控制工程。这其实就是同方的前身“清华人环公司”的雏形。

　　最年轻的院士

　　影响江亿院士成功的因素有哪些，是我们在采访中不断追问的话题。他认为特殊的时代给了他们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实践经验，从而养成了凡事都要多问几个“为什么”的思想方法。1988－1989年，在英国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访问研究，他也认为是自己学术生涯中一段不可或缺的重要经历。

　　早在读硕士期间，他曾经旁听了外系一段时间的《现代控制论》课，就开始了建立一个建筑环境的数学模型的研究，后来还真就推导出来了，而且至今一直在行业中沿用。在英国的学习正是同样的研究方向，因此，英国之行不但给他打开了一扇与国外同行交流的窗口，而且使他一下就进入了国际建筑热模拟研究的中心。回国时他带回了合作研究课题。

　　多年来，江亿带领他的学生们一直致力于建筑热模拟研究，基于他推导的数学模型，还编写出一套大型工具软件，成为国际上知名的专业软件，已经推广到欧洲、日本，还成功地应用于国内上百项大型建筑热环境工程的空调设计、系统控制、节能改造。如：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故宫博物院、中南海；近几年，各奥运场馆如“鸟巢”“水立方”等也都是应用该软件作建筑环境分析。

　　对江亿的学术研究来说，上述的工程只是他的理论在工程实践中的成功应用，他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作为我国建筑热环境工程学科的倡导者和创建者之一，他系统地参与了该学科基础理论、基本方法的建立和发展的全过程，完成了多项核心技术研究。如今，该学科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非常接近。

　　他的目标是在3－5年时间内建成世界建筑热模拟中心。

　　从社会学意义看节能

　　对于处在高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像江亿这样的建筑技术专家应该说是正当其时。但江亿在采访中却不断流露出极大的忧虑。他说他将与社会学家一起来研讨目前中国的建筑节能问题，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能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之路。

　　江亿说，现在我们经常讲“与国际接轨”，但在建筑节能方面却是万万不行的！以美国为例，他们的房子其温度、湿度基本上都是人工调节，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因此他们的建筑能耗人均水平是我国城市（仅是城市，还不包括农村）的7倍。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如果采取美国的生活方式，就是把全世界的能源都拿来也不够。

　　江亿认为，我国人民祖祖辈辈养成的节俭的生活模式、消费文化是非常宝贵的，千万不能丢。他对城市里鳞次栉比的新建筑其高能耗的现状非常忧虑，他拿清华的新旧建筑作了一番比较。有全封闭空调设备的新教学楼其能耗是旧教学楼的三到四倍。

　　“这与建设绿色大学的目标是极不相符的，树要种，绿地要建，但节能降耗、做节约型社会的榜样是更加重要的大事。”江亿介绍说，他去年10月起受美国一所大学邀请为他们解决该校的校园建筑节能问题，该校专门成立了“绿色校园”委员会，可见人家也已经在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了。

　　对建筑能耗日益严峻的形势，江亿特别强调，如果我国目前这种高能耗建筑任其发展的势头得不到遏制，那么将来在还没有达到我们所规划的样子的时候，便会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如能源紧缺、环境污染、资源配置等等，说经济发展将遭遇“灭顶之灾”并不是耸人听闻。

　　因此，江亿在更多的场合扮演的是建筑节能“鼓吹家”，而不仅仅是采暖通风、建筑环境的技术专家。2005年，他作为北京市政府的顾问，提出一项“大型公共建筑必须通过节能审查”的议案和标准，在建委、发改委等机构都已顺利通过，却在最后一关的市长办公会上被拿下，他为此与领导们拍了桌子。近日，他正在赶写国家的《建筑节能年度报告》，提交今年的两会讨论。他说，我每天就想着不知又有多少大楼盖起来了，节能的问题真是太紧迫了！

　　让江亿感到非常欣慰的是，他有一支与他一样把节能、把国家社会的利益当成头等大事的教师、学生团队，为了共同的事业和志向，他们正在不遗余力地奋斗着。

【江亿院士简介】

江亿（1952）建筑环境工程专家。1977年1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建工系。以后在核工业部某厂工作，1978年10月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班。1985年获工程热物理专业工学博士，以后先后在在清华大学热能系和建筑学院任教，1988年聘为副教授，1991年聘为教授。1988年曾赴英国在英国建筑研究院工作一年。曾参加多项IEA CBCS（建筑和社区的节能）下的国际合作项目。目前为ECBCS理事会中国代表， Annex59的主持人。
 2005年成立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任主任、国务院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