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13年4月30日深夜，“千人计划”学者、北京大学讲座教授，耶鲁大学冠名终身教授邓兴旺博士接到电话：他在美国科学院150届年会上被增选为院士。
 
在5月1日上午的越洋电话采访中，这位美国新科院士提到最多的，是自己的出生地——湖南湘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35年前，他离开那个遥远的小山村，走向北京、走出国门；15年前，学有所成的他开始从大洋彼岸回归，向着自己的出生地，越走越近。

 
从湘西到北大
 
差距和贫穷，并没有让他感到自卑。他坚信：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不会比别人差！
 
1978年夏天，不到16岁的邓兴旺怀揣着乡亲们给他赞助的70元钱（总共是100元，其中30元买了火车票），告别湖南怀化市沅陵县北溶乡三八管坪村，生平第一次离开县城、坐上火车，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大学求学。
 
电灯光、普通话……初到北大，一切都是陌生的。通过与室友交谈，班里年龄最小的他发现：与城里的同学相比，自己读的书、知道的东西太少了。之前他连自行车就没骑过，更不用说摩托车、录放机，和邓丽君的歌曲了。
 
这个之前“完全凭脚走路”的山里娃并没有自卑。贫困的家境，练就了他肯吃苦、能坚持、任何机会都不放过的个性。他坚信：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不会比别人差！
 
进北大之前，他都没听说过“生物学”这个名词，更谈不上喜欢。从翻译过来的教科书、极少的影印外文书中，他渐渐喜欢上了生物。每月15块钱的助学金，帮助他顺利考上北大硕士，并立志从事充满未知的植物生物学研究。
 
硕士临近毕业时，他与许多同学一样，打算到美国留学。当时申请美国学校每个学校要先交30到60美元的申请费，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的邓兴旺向几所美国大学提出：能否暂时免我的申请费，等我入学后再补交？最后，他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意，并顺利通过了前者委托中国知名学者汤佩松教授的面试。
 
1985年8月，邓兴旺口袋里装着从他北大导师那里借来的50美元，踏上了留学之路。

 
从北大到美国

 
面对巨大的学术压力，他对自己说：这里的研究条件比国内好很多，不多学点事就亏了嘛。
 
“到美国的第一感觉，是人生地不熟。”邓兴旺笑言，赶到伯克利分校时已是晚上，除去打的钱，他只有25美元，根本住不起旅店。多亏那位华裔出租车司机帮忙，把他拉到校园附近的留学生公寓，在那儿借住了一晚。
 
虽然伯克利分校的氛围很宽松，但他还是感受到压力：语言有障碍、专业水平太低。但与每月800美元的全额奖学金和世界一流的研究条件相比，压力算不了什么：“这里的条件比当时国内好很多，不多学点事就亏了嘛！”
 
说归说，实际研究并不轻松。自读博士起，他就一直从事“植物光型态建成及光信号转导研究”，以搞清楚植物对光的感知并调控生长以适应其环境的基本原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还是未知的“黑暗世界”。在这一前沿课题研究过程中，难免会碰到不可逾越的“高墙”。
 
一堵堵“高墙”并没有阻挡他前进的脚步。凭借探求未知世界的强烈欲望，邓兴旺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
 
1995年，他因在调控植物光形态建成的有关基因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杰出成绩，荣获美国总统青年教师奖；
 
1998年被耶鲁大学提前聘为终身教授；
 
2003年，他成为国际植物分子生物学会Kumho奖的唯一获得者……
 
截至目前，邓兴旺领导的研究组累计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230多篇研究论文，其中《细胞》 7篇、《自然》3篇、《科学》3篇；每篇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达63，其H指数达72（即至少有72篇文章平均每篇被引用至少72次）。他们创立了国际植物光信号转导和光控发育的理论体系，其结果成为该研究领域的国际标准。邓兴旺本人，也因此成为国际植物生物学研究领域的主要专家、领军人物。
 
说到成功，他强调了两点：一是从那么穷的山村走出来，到了外边感觉条件很好，只要努力肯定会有所作为；二是在乡村里读小学、中学时练就了吃苦耐劳、决不放弃的本领。“不是碰到困难就放弃，而是想方设法克服它！”
 
他还有一个“怪论”：不要相信任何别人说的话。“成功之路很难重复，按照别人的做法做不一定成功。把握好自己的现状、用好目前的条件，努力做就好了。”

 
从美国到中国

 
这是我自己想做的事，而且很有意义，所以谈不上委屈，更说不上后悔。
 
“这一生到底追求什么？难道就在异乡做一个过客？”随着学术研究和职业生涯的稳步上升，邓兴旺心中的困惑也越来越大。
 
湘西那个遥远的小山村，像一盏灯火，再次在心中燃起：“想让小时候生长的地方变好，必须有人去做。”
 
从1998年开始，他开始回北大讲学；越到后来，次数越多、时间越长。2003年下半年，他临危受命，与王晓东博士作为共同所长，创建了我国现代化科研院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他和王晓东白手起家、筚路蓝缕，从招聘人才到建章立制，使北生所成为国际生命科学领域耀眼的新星。
 
2008年，46岁的邓兴旺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转向：从基础科学研究转向农业生物技术研发，以促进改变中国种业“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
 
“在中国，搞植物生物学基础研究的人已经比较多，多一个少一个对国家影响不是太大。”邓兴旺认为，更为需要的，是把国际上最先进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这既需要前沿的基础研究经验和国际视野，又必须对中国的农村、农业有了解、有感情——而我有这个自信。”
 
要做就做最前沿、最有用的。邓兴旺于2008年起重组并增强其技术研发团队。2009年8月，未名兴旺系统作物设计前沿实验室（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沿实验室”）宣告成立，他出任公司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
 
邓兴旺研发团队瞄准的第一个突破点，是杂交水稻当时的最大技术瓶颈——制种光敏难题。原有的杂交水稻制种，对温度要求非常严格，大田温度与预期温度稍有偏差，制种效率和质量就会大幅下降。2010年，邓兴旺带领的技术团队开发出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使杂交水稻制种彻底摆脱了对温度的依赖。目前该技术正在进行第三期安全评估实验，预计明年夏天就可以投入大田生产。
 
与此同时，他们还掌握了全基因组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多个核心技术，有望培植出非转基因的抗除草剂优良性状作物新品系，如小麦、玉米、油菜等。目前，前沿实验室聘请袁隆平院士担任高级顾问，还吸引了2位“千人计划”学者、3位海聚工程人才和4位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中国的自主创新现代农业生物核心技术研发中心，培育出高产、优质、抗病虫害、抗逆境和水资源及营养高效利用的作物新品种，并加速实现产业化，从而为中国未来粮食安全提供技术保障。”说到未来，邓兴旺信心满满。如今，他每年在中国呆将近10个月，把大部分精力花在育种上了。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在企业化科研制度不完善、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条件下，从一名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转型为从事新品种培育研发的企业领军者，其间的酸甜苦辣，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我并没有觉得委屈。”已50岁的邓兴旺依然满怀激情，如果有委屈感，就说明把自己当外人来看。“目前的事是我自己想做的，而且很有意义，所以谈不上委屈，更说不上后悔。”

美国科学院院士邓兴旺：希望后半生为中国农民做点事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6-01-13 第1版 要闻)

作为“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去年7月1日，美国科学院院士邓兴旺放弃了耶鲁大学终身教授身份，全职回到北大，开始筹建现代农学院。

一个中国农民最多只能养活4名国人，为什么美国可以做到一个农民可养活98个本国人和34个外国人？中国离农业现代化还有多远？这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

将最先进的理念与技术知识带回来，在国内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现代农业人才，成为他当下最迫切的愿望。对于邓兴旺来说，在北京大学建设一流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及食品营养与安全学科，培养农业生物技术与农业经济管理领域的高端人才，是当务之急。

“学校应像母亲一样，无条件帮助每一个学生，而不是把他们看作产生成果和完成指标的劳动力。”这句话成为邓兴旺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日前，邓兴旺获得由《自然》颁发的杰出导师奖。获得这个由学生推荐导师的奖项是他没有想到的，但是邓兴旺曾在北京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耶鲁大学三所学校学习或工作过，并在耶鲁大学有分管研究生教育6年的经验，培养出超过45位教授类人才。作为一名有20多年经验的导师，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邓兴旺认为，研究生教育阶段最重要的环节是导师与学生的互动，以及实验室的整体气氛。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应明确导师和研究生之间不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不要以自己发文章的数量、荣誉以及经费申请为目的，而要以学生的学术成长为主体去激励学生。他认为，应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去提出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落实求证、归纳组织研究结果。同时锻炼他们组稿和发表文章，以及表达和交流的综合能力，进而培养优秀、能力全面的学生。

邓兴旺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培养。特别对于博士生，他认为博士生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获得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能力。即使部分学生将来不从事与科研和教学直接相关的工作，这些综合能力对他们从事其他工作也都是十分有用的。

“要培养超越自己的学生。使学生们后期大有作为、超越自己，引领他们自己的时代。”邓兴旺强调。

邓兴旺说，北京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这三所学校出色的教授们都有些共同点：在教学生方面，他们都能将学生的能力发挥到最好，并得到自己学生的认同和尊重。这些教授自己都非常刻苦努力、以身作则。

当被问到自己缘何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与科研条件回国，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如果说我的前半生是在为科研、为世界的科学界做事，我希望，我的后半生能够为生我养我的故土、为中国的农民做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