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文武双全的国务院第一笔


发布时间: 2007-10-4 16:34:47 被阅览数: 1280 次
 

被称为中共第二代笔杆子的王梦奎,外界对他了解不多,因为笔杆子的职业令其曝光机会不多,加上他一向低调。唯一了解他的渠道,就是透过他多年的著作。作为中国制度下典型的笔杆子,王梦奎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及起草中央文件。

在人们的印象中,王梦奎是一位严谨、睿智且有独到见地的经济学家,而熟悉他的专家学者,更是敬服他,称他为“真正的大家”,为人儒雅谦逊,满腹锦绣文章。

 

刚刚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位子上退下来的王梦奎被外界称作总理的“贴身智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几乎年年主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经济学家,也是中共十六大报告中经济部分的主要执笔人。就在人们纷纷认为王梦奎在十六大仕途更上层楼的时候,王梦奎却出人意料地宣布退出中央委员的竞选,甘心继续从事政策支持研究。此等潇洒更让他成为了人们心中独特的部长级高官。

 

“文秀才”“武状元”集为一身

早慧的王梦奎在小学时就被乡里人誉为“小秀才”,能文善对,文学素养深厚。而本想当作家的王梦奎却最终舞起了经济学的大刀,由“文秀才”摇身而为“武状元”。

1938年4月,王梦奎出生于河南温县安乐寨的一个贫苦人家。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梦奎开始上小学,看遍了当时他所能找到的各种书籍,并已经开始在地方报纸上发表诗歌和散文。据王梦奎说,那时他受乡贤堂外祖父的影响很大。五年级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一天他听到堂外祖父自言自语念着拟出的上联“松竹梅岁寒三友”,却想不出下联,王梦奎就脱口而出“中苏朝永久一心”。老人一听对得如此工整,不住夸赞。

即使后来从事经济工作,王梦奎仍笔耕不辍,除了经济理论专著,他还写了大量经济随笔、书评,特别让人吃惊的则是他的楹联。一次在北戴河开会,同行的慕海平告诉王梦奎,几年前游山海关时遇到一个至今未有人对出的上联:“山海关人山人海”。孰料王梦奎却马上笑对:“惶恐滩诚惶诚恐”。慕海平拍着他的肩膀连称善对。王梦奎却意犹未尽,用慕海平的名字出了一个上联:“慕海平海平人不平”,却一时想不出下联。两天后,他遇到对外经济贸易部刘山在副部长,恍然大悟,对出下联:“刘山在山在水也在”。还有一个佳对也一直为人称道。1995年在国务院研究室春节联欢会上,当有人以教科文卫司司长“解思忠”的姓名为上联求对时,他思索一会儿便公布了答案:束怀德。束怀德是当时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他的答案别出心裁,一时被誉为妙对。

王梦奎的文采从小到大均受到师长们的极高评价,原以为他上大学会选择文学或历史专业,但由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经济建设高潮的感召,血气方刚的王梦奎认为经济学可以经时济世,于是毅然报考北京大学经济系。在北大的日子对王梦奎影响至深,扎实的专业训练和广泛的阅读使他成长为一个以经济学为主的杂家,而北大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更是深入他的骨髓。令他感到欣慰的是,1991年,北京大学聘其为教授,后又任博士生导师。王梦奎的两个孩子都先后考入北大,如今都已学成毕业。

1964年,王梦奎本科毕业,以名列前茅的考分考取了北大新设立的国际政治系研究生。由于上级领导机关急需王梦奎这样的经济人才,他放弃了深造,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编辑部。但很快,十年“文革”动乱打断了王梦奎的研究工作,1969年,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一去就是六年。

1975年,王梦奎终于回到北京,到第一机械工业部调查研究室工作,才得以重操旧业,开始了比较有系统的经济研究,并逐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决策。

 

中国经济改革的“发言人”

1979年,王梦奎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任研究员,翌年又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经济组副组长。王梦奎见证着改革开放的每一步,同时对每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现象和问题都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建设性建议。

改革伊始,企业领导制度改革提出了厂长(经理)负责制,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国情。王梦奎针对此,几下基层考察调研,并对“一长制”做出了详尽和深入地剖析,使人们更多地认识到“一长制”在社会主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股份制”成了大陆最热门的经济话题。为了打消人们普遍存在的顾虑,王梦奎于1987年2月撰写出《股份制经济之我见》,指出股份制这种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仍有存在的根据,并具有很多优点,由此拨开了很多人心头的疑惑。他还特别指出,股份制将引起所有制呈现出更为纷繁和不确定的形态,这就需要对所有制的认识继续深化。王梦奎还为此专门到基层发表演讲,作了很多深入细致的解释工作。有人说,股份制在中国的普遍实行是与王梦奎所做的大量工作分不开的。

1987年9月,王梦奎调至国家计划委员会任专职委员、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刚一上任便遇到通货膨胀问题。能否有效治理通胀问题,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安定,也关系着改革的成败。当时有三条可选道路:一是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以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二是急刹车,实行紧缩政策,短时间内清除通货膨胀。但这两种方法的结果不是导致灾难性后果,就是使改革倒退。因此,王梦奎主张走第三条道路:逐步缓解通货膨胀,降低通货膨胀率,保持经济的适度发展。最终,中央采取适度的紧缩政策,逐步制止了通货膨胀的蔓延。

1990年5月,王梦奎率代表团参加亚太地区技术与经济研讨会,他的发言,博得了经济专家们的热烈赞赏,许多经济学家纷纷在会后和王梦奎切磋,认为中国的很多经济经验值得亚太其他国家借鉴和推广。

王梦奎在国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许多国家特邀他访问考察。1990年八月刚升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王梦奎应苏联保卫和平科学委员会之邀,率领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和裁军协会积极分子一行七人访问苏联。在苏联,王梦奎看到苏联的国家机构大都处于瘫痪状态,人们的思想很混乱,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否定一切,向往西方。一位研究经济的工作人员羡慕地对王梦奎说,中国的经济形势好,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提高很快,中国改革的经验是值得苏联借鉴的。回国后,王梦奎提醒中国一定要接受苏联的教训,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道路上要把稳定放在首位,使经济改革健康前进。

 

国务院智库首席“提琴手”

1995年4月起,王梦奎先后担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成了国务院智库中的首席“提琴手”,着手国家发展大略,参与了很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经济学素养深厚,见解独到的王梦奎赢得朱镕基和温家宝两任总理的高度信任和尊重,在屡次的大风大浪面前,都配合得极为默契。

十六大报告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的目标,实际上,这一目标早已在酝酿和实践中。王梦奎一直在关注中国小康之路上的各种重大问题。在1995年之初,王梦奎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之处不在东部,而在西部;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中国现代化的落脚点最终可能也是在西部地区,因此,开发西部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发展战略。他还指出,地区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中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了两步,但西部地区甚至连温饱问题还没解决,所以当务之急是确定西部开发第一阶段的目标和任务,要根据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把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政府扶持政策制定的问题上,王梦奎提出,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政府能够提供的资源有哪些,能够运用的政策手段有哪些,如何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王梦奎认为中央的财力毕竟有限,主要应该通过改革和完善经济体制,扩大对内和对外开放,促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资源、国外和境外资源,能够在市场的驱动下更多地流向西部。并指出这应该是经济发展的自然扩散过程,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工厂搬家不同的。因此,他主张政府的工作重点,应放在探讨以市场为基础,促进东部的生产要素向西部的流动上面。

王梦奎站在全局角度,将西部开发与全国的发展联系起来,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西部大开发决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而这是与建设全面小康的课题紧密相关的,在起草十六大报告中,王梦奎将一直以来的研究成果上升到理论层面,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急流勇退 迎难而进

王梦奎于1997年9月当选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他在高层的口碑极佳,中央领导人对王梦奎大加欣赏。然而,王梦奎却于十六大前在六十四岁这个部长级提拔的死线前,潇洒地宣布退出中央委员的竞选。人们的反应除了感到意外,更多的是对王梦奎急流勇退的钦佩。

2003年1月,国务院在青岛举行“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王梦奎发表主题演讲时,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掌声,除了是对他上次退选行动的仰慕,也因为他在演讲中,一下子提出了八大方面、一百个“需要深入研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供与会者讨论,令大家十分赞叹。

接下来,王梦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工作却与他的急流勇退正好相反,更加具有挑战性,承担了难题、大题。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前,他总是被众记者一层层包围着。因为这位中央政府重量级智囊人物的一举一动,都被视作与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密切相关。

十六大后这几年,是中央理论创新的一个高潮时期,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中国发展带来新的思维和动力的同时,也给全中国摆出了一大新课题。王梦奎正是冲在这一课题研究最前沿的中央智囊。

王梦奎对中国的新发展观给出了重要解读。他指出,科学发展观首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观念的转变是和现实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中国要达到全民共享和社会全面进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比温饱阶段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为逐步满足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性。而且经济体制环境的变化为新的发展观提供了基础。现在发展中的许多问题是体制转轨过程中的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体制创新,是实现新时期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过去那些植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观念,经济体制改革初始阶段所产生的某些发展观念,需要有相应的转变,并且是在总结二十多年发展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顺应世界潮流,最终形成的。

他认为,新发展观是一种先进的发展理念,这是党和政府的宣言,也是民族的追求。理想的实现是一个过程,每个时期实现的程度,受到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相关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基本国情。

他为中国经济把脉时指出,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遭遇的矛盾是成长中的烦恼。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四大矛盾: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发展滞后、社会矛盾比较突出。而为了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当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中国提出两个大的战略构想:一个是科学发展观;一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发展理念的进步,也是政策调整的方向。

王梦奎在向外界解读他亲身参与制订的“十一五”规划时,很精辟地概括了五大发展趋势。第一,会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第二,会更加注重知识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发展;第三,会更加注重社会发展;第四,会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第五,会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严谨务实的王梦奎对于新提法、新政策有着非常冷静客观的认识,他一面做新发展观的宣讲工作,一面在各种建议、报告和文章中提到虽然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提法已经被广泛接受,但是其中所涉及的理论、实际问题仍然没有展开研究,必须多思考多踏实研究问题,真正实现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

为此,王梦奎一直亲自抓重大研究课题,比如中国如何加快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就是由他领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重头项目,直到他从国研中心主任退下后,还在承担着组织此类重大研究课题的工作。

 

文人气质 锦绣文章

在人们的印象中,王梦奎是一位严谨、睿智且有独到见地的经济学家,而熟悉他的专家学者,更是敬服他,称他为“真正的大家”,为人儒雅谦逊,满腹锦绣文章。他的许多著述都是经济学人的珍藏。其中必须要提的一本书是《王梦奎文存》,这其中收入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79年初,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2000年12月。时间长度整整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正是我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王梦奎则从不惑之年走向花甲之年,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时光。

王梦奎在《总序》中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这二十二年国家发展的主调,我的这些文字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国家发展的这个总体目标服务的。这里凝结着我的心血,也寄托着我对国家发展的希望。”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这本书深深地烙印着一个经济学家与我国改革时代同行的脚印,融汇着王梦奎为促进时代变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做出的独特的理论贡献。

除了经国济世之能,王梦奎还是个具有文人气质的传统知识分子,他的很多文章获得读者的好评。有人说《王梦奎文存》无论题材如何,语言都是那么简洁,温润婉转而又晓畅流利,“读之如转珍珠,如沐春风”。而他的《翠微居杂笔》更有人凭之如“佛家真水”已达“真水无香”之境。

细心人不难发现,王梦奎的文章都是利用休息时间完成,如《〈谈书说文〉序》写于“1992年2月4日凌晨,春节鞭炮声中”,《〈王梦奎选集〉序》作于作者四十八岁生日时,《关于司马懿》是“1991年6月8日凌晨一时写迄,时风雨大作”等。他自己常说:“虽然已经把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时间还是不够用。”王梦奎的勤奋和执着由此可见一斑。

在王梦奎《我读〈打赌〉》一文中,曾提到自己在干校期间几乎读遍了有关太平天国的书,一直打算写一本太平天国的书。或许,这将是王梦奎留在“赋闲”时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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