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核能”，人们会自然地联想起日本原子弹爆炸、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等惨剧，也能想到50年代开始，中国科学界埋头奋进，打破西方核垄断“两弹一星”可歌可泣的历史。

核工业，在有些国家是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创造辉煌的历程、在有些国家是不幸和乱世纷争的标志，却也是弱小国家打破技术壁垒，把握自主命运的重要武器。

在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重新成为世界和平威胁的今天，重温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史总能激发我们心中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并非所有对核封锁的打破都是成功的，后发国家的核工业之梦则折射出国运兴衰和技术革新之间的无奈同步。其中，阿根廷的例子既让人十分唏嘘，又让我们深思国家自强和工业振兴之间的同构关系。在中国与阿根廷大力开展核合作的同时，也有必要回顾阿根廷核工业的发展历程。

 

 

 

 

阿根廷核工业的发展源于20世纪50年代庇隆执政时期。当时的庇隆政府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号召用国货产品替代进口产品，以改善对外贸易平衡和提高国家的自治能力，摆脱新老殖民者对阿根廷贸易和经济的控制。在其执政后期，庇隆尤为扶持国内重工业如航空、冶金、汽车等的发展。他曾说过，“我们要在工业上与发达国家竞争，不然就永远是一个依附性的国家，依附性国家是要付出代价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核工业的发展作为阿根廷经济自强的重要标志，成为庇隆政府争取民心，重建阿根廷独立国家意志的抓手。1950年，阿根廷成立国家原子能委员会（CNEA），负责统一制定核工业的发展政策，这是该国成立的第一个大规模的科技发展计划，在历史上没有模式可参考，也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原子能委员会的长期领导下，阿根廷核工业开始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从1950年起，阿根廷从零起步，购买和建造了研究反应堆，建造核能技术的基础配套设施。与此同时，阿根廷政府，致力于发展放射化学、冶金工程学和核物理学，培训核技术人员和物理学家，许多核技术专家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同时开始自行开发核能的原材料，在本地探矿与开矿。这时，好消息传来，阿根廷探明的铀储量为当时的全球第五。正如政府所想，发展核工业的同时也带动了本国许多相关工业的发展。

 

随着1955年庇隆政府的倒台，军政府和军政府控制下的民选政府轮番上台，有的引进外资发展代工工业，有的则实施“去工业化”政策“造不如买”，阿根廷独立自主的发展政策遭受了一定挫折。但是，国家的核政策一以贯之，核工业的发展仍然在进行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阿根廷政府逐渐实现了核技术在工业、医药、生物学等领域的商业应用，自主撰写了第一座核电站的可行性报告；由于冷战两强相争的格局，美国政府拉拢阿根廷军政府，并未打压阿根廷的核工业规划，这一默许导致了阿根廷民用核能的发展繁荣。

 

从1966年开始，阿根廷基本处于军政府的长期统治下（除去1973年至1976年短暂却充斥着暴力的民选庇隆主义政府），甚至经历了1976年至1983年的残酷镇压左翼、犯下反人权罪行的军政府时期。该时期的军政府采取了“去工业化”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阿根廷的核工业建设却得到稳步推进。阿根廷发展了第一个核电站：阿图查1号核电站，该核电站采用德国西门子重水堆技术，1974年并网发电，使阿根廷成为第一个拥有核能发电的拉美国家，还逐步向周边国家出口核技术。

 

随后，与加拿大公司合作完成恩巴尔塞（Embalse）核电站，采用加拿大坎杜6（Candu-6）重水堆技术，1983年并网发电。在第三座核电站（阿图查2号核电站，于2014年并网发电）的合同签署的同时，阿根廷军政府制定了宏大的核计划，如计划建造第四座核电站（未建成），建造燃料与重水的生产工厂等等，这一时期核工业获得了加速的发展。

 

美国对阿根廷核工业的发展变得虎视眈眈，在国际社会不断给阿根廷施加压力，但阿根廷军政府顶住了这些压力，直至1983年民选政府上台后，阿根廷的核政策依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苦于经济发展的弊病和资金的短缺，核工业的发展趋于缓慢。

 

 

 

阿图查一号和二号核电站鸟瞰图

 

 

自1989年起，阿根廷经历了新自由主义与债务危机的洗礼，核工业也成为冲击的对象。第三座核电站阿图查2号的建设也被暂停。尽管阿根廷早在70年代的整体核计划中，就规划了第四座与第五座核电站的开发，但是直到2006年，延续庇隆发展理念的基什内尔总统才重新恢复核工业的战略发展计划，开展全国范围的勘探工作，继续推动浓缩铀的生产，准备启动第四座和第五座核电站的建设。

 

随后，克里斯蒂娜政府大力推动，恢复了停滞的重水生产厂的建设，并启动了二氧化铀工厂、模块式小堆与RA-10反应堆的建设，并在各项合同中重视本地技术和劳工的参与。阿根廷完成阿图查2号核电站，采用德国西门子重水堆技术，电功率74.5万千瓦，于2014年并网发电。

 

2010年起，中国核工业集团与阿根廷开展核能交流，并签署了关于核能领域合作意向协议。中核集团于2015年与阿根廷签订了开发第四第五座核电站的合同，但随着阿根廷政局的变动，该项目推进较慢。

 

 

2015年5月7日，“华龙一号”首堆在福清5号机组开工；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核集团与阿根廷核电公司又签署了关于阿根廷第四座和第五座核电站建设的合同，计划在2018年开工建设一台70万千瓦CANDU-6型重水堆核电机组，在2020年开工建设一台百万千瓦级“华龙一号”压水堆核电机组。

 

在政府长期核政策的支持下，阿根廷目前拥有200个核设施，其中有3座核电站，6座研究堆及同位素生产堆，一度成为发展中国家里核技术领先的国家。

 

 

自70年代起，阿根廷就开始与拉美地区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1977年，阿根廷与秘鲁签订协议，提供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更大规模的反应堆的可行性计划。

自1980年初，阿根廷与巴西商讨成立如欧洲原子能机构（EUROTOM）类似的地区机制，并签订了和平应用核技术的合作协定。同时，阿根廷与地区外的国家也开展了双边合作，如伊朗、印度、西德、法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韩国、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等等。

 

 

 

恩巴尔塞核电站

 

 

尽管阿根廷是《南极条约》的第五条禁止核爆的积极推动者，五十年代也积极加入了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原子能为了和平服务”的倡议，但是，美国从阿根廷起步发展核能之时，就十分警惕阿根廷发展核武器的野心，阿根廷对《不扩散核武条约》的消极态度，让美国尤为耿耿于怀。

 

阿根廷对这一条约的理解非常负面，认为这是核大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桎梏，是不平等条约，因而迟迟不肯签订《不扩散核武条约》，坚持要区分和平用途和军事用途的核爆。美国拉拢其他的拉美国家，于1967年组织了一个拉美地区核不扩散协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阿根廷依然迟迟不肯签订该条约，因而被美国视为该问题上的眼中钉。当时，尽管阿根廷的军政府跟随美国采取反共政策，美国依然担心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核能原料的生产和储备会落入苏联和其盟国之手。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4年印度首枚核弹试爆成功。这给世界核格局带来了冲击，美国加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限制，要求各国加入《不扩散核武条约》并接受核技术的全面监督。

 

美国对加拿大施压，要求其介入与阿根廷合作的核电站项目，加拿大公司不得不对阿根廷的第二座核电站合同提出了全面监督的要求，并完全停止对阿根廷的技术转让，除非阿根廷签署《不扩散核武条约》并接受全面监督。

 

德国也提出在阿根廷第一座核电站阿图查一号项目进行全面监管，将监管有效期扩展到电站的整个生命期。美国推翻了与阿根廷签订的重水合作协议，并突然阻止加拿大在阿根廷开设重水生产厂，不允许阿根廷获得该技术。这一举措激怒了阿根廷，后者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政治表达，自行建立重水生产实验厂。

 

1978年4月，美国宣布不再向未签署核不扩散的国家提供浓缩铀。这本不影响阿根廷的核电站，因为阿根廷的电站采取了自然铀作为燃料，但这给阿根廷核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走出国门带来了障碍，如在阿根廷协助秘鲁的项目中需要用到浓缩铀。

 

阿根廷于是开始启动秘密研究铀浓缩技术，计划生产20%的浓缩铀，这个浓度足够用作核潜艇的燃料，但不能用作核弹，尽管无证据显示阿根廷发展核武器，但阿根廷军方对制造核潜艇的兴趣还是较大的。阿根廷与英国爆发马岛战争之时，也曾抗议英国使用核潜艇击沉了阿根廷的军舰，国际原子能机构回应，核潜艇不算核武器（看如今奥库斯AUKUS联盟）因而阿根廷愤而认为国际社会默认可以发展核潜艇，希望加大对这一领域的推进。1977至1978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终止了对阿根廷敏感技术的援助，作为回应，阿根廷中断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任何合作。

1980年代，美国政府开始禁止向未签订核不扩散协议的国家出口核技术，并开始对阿根廷军政府的人权问题和未签署核不扩散协议的问题发难。因此，阿根廷军政府转向苏联，但苏联的态度也与美国一样，提出加入核不扩散协议的要求，因此，阿根廷不得不寻求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阿根廷因为其核技术的出口、和独立自主发展核技术的态度，通过不断向他国提供核技术人员的培训和合作，成为不结盟运动中的领袖之一，并联合发展中国家来牵制核大国的限制。

 

1983年，在国际核裁军会议上，阿根廷指责联合国对核武器扩散的监管力度不够，批评英国在南大西洋地区使用核潜艇。1984年，阿根廷与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签署了《四大洲宣言》，要求五个核大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承诺结束核武器试验，停止生产和部署核武器和导弹系统，减少核武器数量，并将此提案递交给联合国。1985年，阿根廷阿方辛总统联合不结盟运动国家首脑会晤，给美苏施压，试图说服联合国承认核武器竞赛是违背人权的。由此可见，阿根廷在核问题上成为了一些发展中国的领袖，坚持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和平用途核技术发展的自主权利。

 

1987年至1988年，阿根廷与阿尔及利亚和伊朗的核合作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心。阿根廷因外债问题受制于美国，逐渐妥协，改变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和独立的核政策。新自由主义总统梅内姆上台之后，阿根廷的外交政策更是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撤出不结盟运动，取消了坚持了几十年的和平用途与军事用途核试验的区分，1994年还签署了《不扩散核武条约》。

 

 

20世纪，阿根廷的政治和经济极度动荡，经济政策大幅度摇摆，从寡头农业出口经济到进口工业替代，从亲善外国资本的“去工业化”，到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市场化，本国工业的发展如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曾经的工业和制造业辉煌也一度被拆毁。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阿根廷的核工业政策经历了各届军政府、民选政府、半民主的政府，甚至经历了最后一届军政府的“肮脏战争”，期间，还发生国家核能委25名员工被捕，民选政府审判和控诉军政府的暴行，种种乱象，却依然延续了其核政策和外交姿态，阿根廷的核政策长期保持了稳定，不得不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么，当年如此坚定发展本国核工业的决心从何而来？
阿根廷曾是经济跻身于世界前列的十大强国，当年阿根廷人的民族自豪感非常强烈，认为自己是南美的欧洲人。核工业最为当时的高精尖科技行业，一如今日的芯片和生物科技，是强国的体现，有发展雄心的国家都跃跃欲试。

 

从启动核工业以来，阿根廷历届政府坚持自治能力，提高民族工业，尝试掌握完整的核燃料循环和再处理技术，试图通过长期的科技发展来促进阿根廷社会的工业现代化和变革，改变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

例如，国家核能委在第一个核电站项目中，在没有外国企业参与的情况下，自行开展了可行性研究，这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路径都不太一样。

再如，在每个外国企业参与的核技术合同中，阿根廷政府都要求尽量提高本国工业和原料的参与比例，并坚持要求技术转让，授标的标准往往不简单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考虑，而是关注是否有利于带动本国工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做法恰恰为强调“自由贸易”的先发国家所不容。

美国施加的压力更加激发了阿根廷自行开发核技术的雄心，并采取了一种比较夸张的对抗态度，导致美国误以为阿根廷将发展核武器。阿根廷政府长期认为核不扩散是一种强国限制弱国发展的不平等协议，对核裁军问题的看法是卸除没有武装的人的武器（Disarming of the disarmed），即弱国武器装备本来就不如强国，现在核裁军裁的依然是弱国，使弱者更弱。在此看法的基础上，阿根廷长期坚持保留和平开发核技术的权利。

 

美国中情局1985年绘制的阿根廷核活动分布图

 

 

“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比较优势理论”，都建议发展中国家集中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如完整的工业化或发展高精尖的技术。然而，作为中心-边缘结构中的“边缘国家”，是否能做一把“中心国家”之梦呢？

 

阿根廷的民族工业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冲击下不断地被打击，还有众多的拉美国家挣扎在“资源诅咒”的陷阱之中无法自拔，核工业是阿根廷为数不多的，有历史延续性，并可以引以为傲的强国梦的明证，那发展这个代价颇高的核技术，究竟是值得不值得，目前我们还无法做出最终的判断。

 

中国同为自强自立的发展中国家，在与阿根廷进行核能合作之时，在了解阿根廷艰难的核工业发展史，必能体会其强调民族工业与民族自强之间复杂难陈的关系。而阿根廷全面倒向新自由主义思潮后，其民生和工业的双重下滑，也为我们全球工业战略的成败，提供了借鉴和教训。

 

 

另外，现在热度很高的以高端芯片产业为代表的“中美科技战”，金灿荣教授在一段视频中揭示了三个重要信息（点击看金灿荣视频）：

（一）新中国在苏联的支持下，电子工业早在50年代就得以建立，到70年代，芯片的研制也积累了相当的基础，所有半导体产业环节都有，非常完善，当年产业并不落后。然而，随后的买办思维导致了放弃自主研发，“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占了上风，结果我们自己放弃了继续发展高端芯片。

（二）如今的北京朝阳区酒仙桥798艺术区，曾经是北京市国营电子六厂，周围电子工厂也有很多（北京电子管774厂、北京电机总厂、机械工业部十二所、半导体器件厂、738电子厂、506的邮电设备厂、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706、707厂、718厂、751厂、798等厂）。酒仙桥在当时可谓是中国的“硅谷”，但在买办思维的影响下，自己放弃了。这导致工厂荒废，厂房最终演变成了798艺术区，数以万计的电子产业工人和工程师失业。

（三）1986年，在王大珩等科学家坚决要求下，我国启动了863计划，投入20亿元人民币用于芯片研发。然而，与此同时，台湾蒋经国决定建设台积电，一年的投入就达到了十亿美元。在半导体芯片领域，我们被美国引导，因买办思维而自主放弃，导致一度陷入技术滞后的境地。

这段信息披露了我国在电子工业和芯片研制领域的历史曲折。从买办思维到自主放弃，再到被误导，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也提醒我们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需要坚持自主创新，不被短期利益决定方向，方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回顾上世纪，无论是科技、商业，还是政治、军事、娱乐生活，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发生了狂飙突进式的巨变，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集成电路到如今的纳米级半导体芯片，就是这样的技术和产业巨变。

20世纪50年代，晶体管被发明出来，成为电子器件的主流，晶体管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电子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需要加热丝，在正常操作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热能，同时也存在电流和电压的波动等问题，这些问题限制了电子管的使用范围和电子设备的发展。晶体管的出现使电子设备的体积越来越小，成本不断降低。而集成电路的出现又真正奠定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基石。

 

如果这样说略显抽象，不如我们换一个说法。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手机、电脑、电视、汽车等所有的电子设备中，都离不开一种最核心的硬件——芯片。而芯片正是由半导体集成电路来实现的，而集成电路最基本的物理单元就是晶体管。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半导体技术也在不断升级和改进。

 

现在回头看，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到集成电路→纳米级芯片，国有体制的工厂都是重资产、有庞大的生产线和大量工人，船大不好转弯，确实很难应对技术快速迭代带来的产业冲击。市场上欧美日韩的产品已经跨代领先，我们生产黑白显像管12-14英寸电视，他们已经上市了30寸32寸的彩电。我们在省钱购买磁带录像播放机，他们已经上市了CD机、DVD光碟播放机。我们开始用彩电，他们已经上市等离子电视、液晶电视……从市场经济角度看当时提“造不如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除了考虑经济问题，还要考虑产业战略、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即便后来落后了，也不应该放弃。后来通过合资、通过人员派出去走进来等办法保留产业继续发展。当然，这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了！北京798大型电子工业基地变身文艺范，大力宣传的成功转型案例，现在想想也是很多感慨……

同理，我们中国如今在一些领域已经领先欧美日韩，有的是技术和产业全面领先，有的是产业规模效应带来性价比领先，比如5G通讯、光伏、风电设备、电动汽车、工程机械、高铁……欧美日韩也存在“造不如买VS国家经济安全”这类议题的博弈，以加高额关税为表现的“贸易战”就是体现。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外交部和商务部发言人批评某些美国政客“搞贸易壁垒、搞脱钩断链，是损人不利己”，真正的自由贸易当然是好，但国家存在，就不可能真正自由。如果换一下角色，如果美国官员说中国华为5G产品性价比高，欧美自己造不如买中国的，中美舆论场的评价一定也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