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贸易战:辨析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互补与对立


发布时间: 2018/7/27 20:29:32 被阅览数: 249 次
 

本文由2篇文章组成,前一篇是《超越贸易战: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互补与对立》作者刘远举: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矛盾与对抗,既源于历史,也内生于两种模式的互补性中,是根本性的。只有当中国的发展目标更加关注个体,中国才可能获得更广阔的国内经济增长空间与国际经贸与政治空间。后一篇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辨析与“中国模式”论的外国陷阱》主要观点来自包心鉴教授、莫世祥教授。

 

超越贸易战: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互补与对立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国际分工,承接西方技术扩散。在这个阶段,低人权、大政府的中国模式,具有很强的优势,可以实现快速追赶。甚至在创新领域,依靠国家投入、经济规模优势、科研去意识形态化等措施,也未必落后于华盛顿模式。

进入到全球化时代后,中国模式向西方提供给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产品,提高了资本的利润率,经贸关系变得密切,甚至于形成中美精英共治中国劳工的局面。同时中国模式通过缩减福利、减少消费、增加投资,倾向重工业等方式加速吸收资本与技术,迅速增强自身的实力。2025规划的经济因素,正在于此。

在非民主机制下,这是很容易做到的。虽然这会减少民众福利,但迅速发展的经济与技术做大了蛋糕,民众察觉到的生活与福利水平是提高的。

以上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互补性。

 


矛盾

矛盾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中国模式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基因,最终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这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矛盾的历史路径。进入改革开放,特别是全球化后,矛盾有了新的机制。

低自由、低人权、高统御才能抑制工资,是双方互补的基础,但在中国内部,这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户籍、留守儿童、高税负低福利…等现象,相对于华盛顿模式,就形成道德劣势,进而产生内在压力,使得中国模式需要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强调“另一条道路”。但道路的尽头,逻辑推论必然是“我们是对的,你们是错的”,即“华盛顿模式是错的”。

所以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矛盾与对抗,既源于历史,也内生于两种模式的互补性中,是根本性的。
这种对抗性并不仅仅指向美国,也指向整个西方世界,并有意识塑造一种奇怪的历史观:作为二战战胜国、常任理事国、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技术扩散的受益者,中国却把与西方的关系定位在200年前的八国联军时代,然后衍生出中国民众普遍的对西方世界的屈辱感与对抗心态。于是,中国人看世界时,屈辱与“辉煌成就”、焦虑与“厉害了”、阴谋论与“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并存。汇率波动、美联储政策,往往被解释成对中国的攻击;谈到日本广场协议,中国人比日本人还情绪化、也更倾向于用阴谋论来理解与传播。这种不信任感,反过来在政策上,就指向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这就是2025计划的政治因素。
所以对抗性既源于历史,也有现实政治的需要。


脆弱的均衡

低廉劳动力与人权问题、反西方是中国模式不可分割的两面。对于这一点,即便美国的政治精英没有明白,也会通过利益渠道,传导到民主政治中。当互补性压过了对抗性,美国政治议题中对中国持消极态度的声音变弱。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兴起给中国制造了战略崛起机会。“中美国”均衡由此形成,这期间那怕出现过重大事件,负面影响也很快消除。久而久之,变为理所当然。

中美贸易的逆差,很强的转移性,很多是外国公司生产,利润也是外国公司拿走大头,且提供低廉价格的产品。但在这个转移过程中,中国实力增强。从这个角度,中美的互补性同时滋养了中美的对抗性。
由此,均衡必然会逐渐失衡。


来自“中国算法”的挑战

中国人工资增加,使得中国的比较优势变小,互补性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GDP,已接近美国的60%。更为关键的是,这个经济规模,服从于中国模式特有的算法。

2003年11月21日,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的采访时,讲过这样一句话:“13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你用乘法来算,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如果你用除法的话,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

如果当年温家宝想强调的是除法,如今,则是乘法。

中国模式有着强大的统御力,在很多时候,可以灵活的选择在什么问题上做乘法,在什么问题上做除法。比如,在军舰、对外贷款、援助、补贴高科技方面做乘法、谈总量优势。在医疗、教育投入上做除法,谈人均国情,降低在福利上的开支。这种算法令西方迷惑:中国到底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说中国是发达国家~中国人均GDP不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医疗开支不高,农村老人每月养老金才10美元。可是说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大量向外提供援助、贷款、有航母并正在制造其余两艘、还有天宫、北斗、复兴号;同时也有华为、中兴、世界财富500强企业中国公司越来越多,政府提供大量的补贴支撑企业;还有比西方更繁华的城市。

应该看到,中国的对外贸易、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实用主义而渐进探索出来的,并没有完善的理论,完整的规划(但是,谁国又有呢?),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很多时候,民族复兴,只是一套路径依赖的话语体系(中宣部理论局的领导恐怕不这么认为),也一直有意识的被限制在国内。所以在这一点上,西方过高估计中国对外的能力与野心,比如班农与马蒂斯的观点(白宫里现在也有很多民粹主义者,麦卡锡主义在回潮)。但也应该看到,意识形态基因是存在的,甚至是被强调的。正如前面所说,中国的经济、技术、外交政策,一直蕴含着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冲突。随着经济发展,政治形势变化,加之民间舆论基础,未来发生更大冲突的可能是存在的。


美国人的危机感

中美均衡的前提是,安全。对美国人来说,双方实力悬殊时,可以接受这种对抗性。那么当工资上升导致吸引力下降,国力增强,GDP接近美国且被中国算法放大,同时存在普遍性的反美情绪,以及背后的根本性对立的情况下,原本由实力差距形成的安全感就被打破了,变为一种可感知的威胁,对立就压倒了互补,均衡就必然打破。反美与亲美两手抓的游戏,就不可持续了。

中国模式的互补性,低人权优势,挤压美国蓝领工人。同时中国的挑战令美国精英有危机感。这两个因素同时造就了特朗普。从这个意义上,2025计划与特朗普的兴起,在同一时间出现,并不是巧合,不过人们只记得前者。

某种程度上,在中国模式内生的系统性误判之下,中国人提前打破了这个均衡。你希望美国人、西方国家,把中国三线小城里面的反美标语、反美大V,同中国剥离开来,这是不现实的。于是,特朗普成为那个大声嚷嚷吵醒其他人的人。

现在很多人说要重回韬光养晦,但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问题并不是没有韬光养晦。引发对抗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根本性的对立、与经济、技术发展在中国算法之下导致的不安全感。顺水行舟,不止则进。周小平之流,不过是喊了一大嗓子。捉迷藏时大声喊叫会引起注意,然后再也不可能被忽略,闭上嘴毫无用处。


回应

中国算法的本质,是高动员能力、政府统御各种资源。
华盛顿模式,在通常的状态下,没有办法应对来自中国模式的挑战。在华盛顿模式中,工会、公民权利,产生了福利化、工资刚性等特征,这提高了工资与福利,但限制了资本的利润水平,进而导致资本与技术流动到低人权国家,在中国模式下被加速吸收。这会产生在生产力、产业链的宽度和深度,乃至劳动时长等方面的冲击,但是华盛顿模式无法降低本国人权,压制国内舆论,从而降低工资与福利;也无法压低国民的消费与医疗,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从而应对冲击,着眼于长期目标。

当然,这里的长期目标,其实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到底是国民的幸福是长期目标,还是国力的强盛是长期目标。能够实现长期目标的苏联不存在了,但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无论如何,华盛顿模式的确不擅长于大建高铁、大规模补贴产业、大规模投资驱动、大规模地方债的经济增长模式。

这个时候,华盛顿模式有两个选择。第一,要求放弃中国算法。

美国并不同意中国的“买买买”交易,而是要求公平贸易。2025计划、政府补贴、国企等非市场化的形态,本质上都是中国模式的统御力的不同表现形式。放弃这些形式,即放弃了中国算法,这不但会加深中国与国外经济的联系,增加互补性,同时也会降低中国模式的统御力,进而降低对抗性。
这是华盛顿模式想要的安全声明。

与高统御模式对应的是,民主的确有助于降低对抗发生的可能性,但不仅因为价值观本身,而是因为其决策机制。战争总是伴随着利益的,越是下层,在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往往越少,而人数却众多。因此在票决的机制下,多数人会尽量选择其他更为温和的争取利益的方式。

如果预算是各方面争吵的,那么军力的发展就会受限制;如果舆论是自由的,那么一场敲碎中国人脑袋的反日游行就没有那么容易;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华盛顿模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华盛顿模式,并不是没有动员能力,不管是二战,还是反恐,都证明了这一点。

一旦降低对抗性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华盛顿模式想到的,当然是降低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互补性,即便这个互补性对它们有诸多好处。回顾前面的分析,高关税可以降低经贸关系,而限制技术输出则可以降低中国模式吸收技术,从而降低互补性给对抗性的滋养。


修昔底德陷阱真的存在吗?

“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与现存大国存在竞争,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现在,高至庙堂之上的顶级教授,低至江湖之远的出租车司机,都大谈“修昔底德陷阱”,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中美两国的关系。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似是”部分显而易见,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竞争;但“而非”部分,则大谬且不易察觉,因而更加危险。“修昔底德陷阱”暗藏了一个前提,那就是竞争只存在两个大国之间,其他国家要么袖手旁观,要么选边站队,势均力敌。

但是,问题不仅发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而是在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部分国家之间。没有什么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中国模式挑战整个华盛顿模式。


华盛顿模式囊括了所有的发达国家。作为常任理事国,进入绩效合法性路径依赖的中国,不再需要亚非拉的投票,但却离不开全球市场,特别是富裕国家市场。这个市场有创新、有技术、也有庞大的消费群体支撑技术创新。反观俄罗斯、非洲、中东、中欧,亚洲的一部分国家,从GDP总量、政治、技术、契约意识等多个方面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来看,比起华盛顿模式国家差得太多。

这不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而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多助与寡助之选。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理应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有合理且与其实力相称的发言权。中国可以挑战美国、超越美国,但是中国不可能挑战华盛顿模式,挑战世界。对于华盛顿模式而言,“全球化的中国”,还是“中国的全球化”、“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回答。


值得指出的是,有一种观点,把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戒备,解释成为对中国的民族、文化的戒备。这也即著名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观点。不过正如汤一介的看法:虽然儒家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有专制、暴力的一面,但作为民族理念形态,也有“和为贵”的包容性。所以,虽然中国的汉文化、儒家文化的确不同于基督、罗马文明,但儒家文化的中庸,非但没有形成冲突,反而调和、缓冲了非民主、共产主义特质与西方的冲突。


对抗的演变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压力还远未见顶。
虽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预期几乎全盘落空,但中国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绩效合法的路径。中国还可能像朝鲜那样进行“苦难行军”吗?前方的路虽然不明朗,但要往后退,却几乎不可能了。中国社会已经离不开与华盛顿模式的互补性。

更重要的是,经贸关系使得互补性压倒对抗性,随着经贸降温,互补性给对抗性的滋养降低,这也意味着,对抗性的成分越拉越大,对抗性压倒互补性,这个时候意识形态对抗必会出现,意识形态话题会极剧增长,中美关系就会完全翻转。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对抗,在当下来说,并不对等。管制言论、高税收、政治经济上的统御,本质上是一种动员。与此同时,华盛顿模式在立法、行政力量的决策过程、选举过程中,仍然充满争执与吵闹。有些人把这视为“纸老虎”、“经受不了苦难”,中国模式可以依靠“共度时艰”的高动员状态获得胜利。


把这视为华盛顿模式的弱点是错误的。这种弱点是阶段性的。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这种状态意味着实力层面的巨大差距,一旦中美关系翻转,华盛顿模式跨越动员门槛,压力会继续增大。

意识形态对抗中,通过短波、越墙互联网、低轨互联网直接施压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些脆弱点,如内部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留守儿童、农二代打工者、对上访群体,喊话呢?此次疫苗事件之后,网上流传着伪造的特朗普相关推特,那么假设一下,如果他真的发了呢?

即便考虑到中国人具有更大的耐受性,但改革开放多年,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国能够承受随之提升的动员状态吗?


中国梦还是中国人的梦?

中华民族的复兴,如果是GDP总量意义上的复兴,现在以达到美国60%的体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够独立建造飞船、航母、战斗机的国家,已然实现复兴。如果复兴的目标更进一步,则必然是追求科技、军力、国力的全球第一。这就必然是“中国模式”挑战美国以及盟国的华盛顿模式,以及二战后全球秩序(不一定)。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对西方有着屈辱感,抱着敌视态度的国家,这种挑战意味着什么?

如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内部导向型的目标,是人均GDP意义上的复兴,那么与中华民族这种集体性的概念,在逻辑上就有不自洽之处。人均GDP意义上的复兴,即便抛开政治指标,指向的应该是,人均寿命、医疗开支、治安、教育水平、安全感、平等感等指标,那么更合适的称呼是“实现国民幸福”、“幸福中国人”等更具个体化的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当中国的发展目标更加关注个体(增加个体获得感),中国才可能获得更广阔的国内经济增长空间与国际经贸与政治空间,实现世界政治经济的更大程度融入。

 


 

关于中国模式的辨析与“中国模式”论的外国陷阱

 

尽管已经有相当多的中国学者发表赞颂“中国模式”的大量论著,可是中国学术界对于到底有无“中国模式”、和“中国模式”能否持续发展等关键问题,迄今仍然存在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双方意见截然对立。

 

由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鼓吹的“中国模式”论,与其同时散播的“中国威胁”论一样,分别具有捧杀和骂杀的异曲同工之妙。“中国模式威胁”论便天衣无缝地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据说,捧杀的典故源自东汉应劭的《风俗通》:“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赞马快者,竟能刺激骑手喜极策马狂奔,终致人倒马毙,如此捧杀,着实比骂杀更为奏效。

 

中国领导人始终强调和平崛起中的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的国家,无意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别国,中国永远不会称霸: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对外政策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2009年4月23日胡锦涛在青岛会见应邀前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庆典活动的29国海军代表团团长,胡锦涛表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不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不搞军事扩张和军备竞赛、永远不称霸。

 

2010年6月19日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刘吉认为,符合中国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就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

 

2011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会见中外记者,特地向中外记者公开说明:我们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可是“中国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中,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

 

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

 


恩格斯早就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尚需要“经常变化和改革”,作为仅仅有几十年历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能说已经形成为一种凝固化的模式呢?列宁深刻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777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正反经验深刻说明,社会主义绝不应该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更不应该将一国经验作为模式到处复制,而应该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符合各国国情的独特创造。在日益走向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当代世界,一切社会制度和体制都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不应该向别的国家输出与复制。作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没有任何理由凝固为“中国模式”而企图向别的国家输出与复制。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苏联模式”的提出并到处输出与复制,给各国社会主义带来了深重影响乃至灾难,这个教训值得永远记取。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苏联模式”(或称“斯大林模式”)是造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走向消亡的最深层次原因。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党由于照搬“苏联模式”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许多弯路,甚至留下深重隐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的形成和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苏联模式”否定与反思的结果。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在“苏联模式”已经成为历史陈迹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作茧自缚,迷恋和推行所谓“中国模式”呢?

 

更为严重的是,国内外一些人热炒所谓“中国模式”,有着深刻的背景和目的。2004年,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一份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概念,起初并未引起多大反响。“中国模式”被热炒,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2008年以来“中国模式”论迅速升温并形成为热门话题,显然有两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和目的:一是将中国举全国之力抗击汶川大地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抵御世界金融危机等成就与做法归因于实行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一些人将这些成就和做法概括为所谓的“中国模式”,毫无疑问带有怀疑和否定市场经济改革的底色。二是从“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到“中国模式论”,西方社会这一系列炒作显然渗透着某种不良动机。无独有偶,最近美国一些人士又在炒作所谓“印度模式”,大谈所谓“孟买共识”,2010年11月初,奥巴马总统访印时甚至称“印度不是正在崛起,而是已经崛起”。对两个发展中大国进行如此炒作,足以显露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良用心。以上两种背景与目的,再加上国内理论界一些人望文生义、盲目跟风,从而制造并放大了“中国模式论”这样一个伪命题、伪研究现象。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外开放中既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刚刚解决温饱走向富裕、前进道路上尚面临着严峻挑战众多矛盾和巨大风险的中国,没有形成所谓的“中国模式”,更没有必要迷恋所谓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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