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保增长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就是要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因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状况，决定着保增长的目标的实现状况。我国目前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基本举措是启动内需，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但考虑到启动投资要比启动消费更容易见效，因而我们启动内需实际上是以启动投资开始的，尤其是首先从启动民生投资开始，这种选择是对的。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不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也是难以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所谓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出口对GDP的贡献过高，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来拉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曾经导致了1987年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1997年东南亚经济泡沫的破灭。国际经验早已证明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能长久的，是不可能保证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

　　我国在1998年保经济增长的时候，非常注重出口的贡献，后来我国连续大幅度和大范围地提高出口退税率和降低出口关税，给出口实施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使得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从而使得我国经济逐渐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道路，到2007年，出口对GDP的贡献已接近40%。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就开始在我国显现出来了。当时我们感到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主要有二：一是引起了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即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双顺差导致大量外汇涌入我国，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发行人民币收购这些外汇，央行在外汇占款项目下发的人民币过多，从而导致了国内通胀的压力太大，从2003年5月开始，我国宏观经济就不断显现出通胀的压力；二是大量外汇作为对外购买力的符号，在国内不能使用，迫使我们只能用外汇对外投资，而这种对外投资既促进了传统体制的复归(例如成立中投公司这种巨无霸的国有企业)，又使得大量外汇在对外投资中无法实现增值保值(例如无论买美国的国债，还是买美国的企业债券，都因为美元贬值和美国企业出问题而难以实现外汇增值和保值)，外汇成了我国财富贬值的重要通道，人们将过多的外汇储蓄戏称为“烫手的山芋”。

　　后来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上述所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仅仅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存在的第一种风险，也就是在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有巨大需求、能支持中国出口增长的条件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会带来上述弊端。但是当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下降、国际市场不能支持中国出口增长的时候，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会出现另一种弊端，这就是：随着出口的萎缩，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没有了出路，企业只好收缩经营规模甚至倒闭，从而出现增长速度下滑和失业人口增加，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因为出口减少而出了问题。由此可见，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存在着两种风险：在外需能支持出口的条件下，会将你“胀死”，而在外需不能支持出口的条件下，则会将你“憋死”。

　　因此，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能保证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我们现在对此已取得了共识，认识到我们必须启动内需。内需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因而启动内需需要启动投资与消费。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投资虽然要比消费见效快，但最终经济增长还是要靠消费推动的，如果投资在内需上占的比例过大，那么经济增长方式就会表现为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一样，也是难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为在以人为本的条件下，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依靠消费的增长来实现，因而消费是国民经济的最终的可持续推动力。

　　我国目前为了保经济增长，开始大力推动民生投资，也就是非常注重公共产品投资，尤其是注重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对的。在目前经济增长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条件下，我们有必要通过加大民生投资来保经济增长，但是我们也要注重这种投资可能会引发的问题：

第一，如果投资控制不慎，将会出现一大批既没有社会效益，也没有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我们应该防止所谓“政绩工程”的出现；

第二，因为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这种投资往往容易产生权钱交易，搞得不好，腐败就会大量产生，我们必须杜绝腐败问题的产生；

第三，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因而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极大，如果搞得不好，就会损害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尤其是民生投资主要是向国有经济领域投资，如果搞得不好，就会使国有经济享有更多的好处，而民营经济的利益则受损，从而出现政府作用排挤市场功能，国有经济排挤民营经济的“双挤出效应”，最终会使旧体制复归而新体制受损；

第四，民生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对于保经济增长是有意义的，但对就业及中小企业解困，似乎作用不大，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由大企业承担，又是现代化作业，机械化程度极高，因而对就业的吸纳力不强，中小企业当然受惠也不会太多；

第五，民生投资基本集权于中央，因而地方经济的差异性和各地区在这次危机中所遇到的困难的差异性往往会被忽视，例如出口和金融在地区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的地区，显然困难要大一些。但由于民生投资集权于中央，因而各地方政府不会因为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保经济增长的资源，这样就使得地方政府手中可利用的资源有限，从而不利于不同地区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保增长。因此，我们应该关注地区经济的差异性和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差异性。

因此，我们虽然应该注重投资对启动内需的作用，但是绝不能依靠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来保经济增长，不能因为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太大而由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投资拉动型经济。我们的正确选择只能是在启动投资的同时，要大力启动消费，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放在消费有效增长的基础上。只有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才算是回归其本意：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福祉、为了人的提升和发展，即以人为本。